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这句朴实话语，刘承祐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历代以来的国策，以农为本、重农抑商，都是很有道理的，切合国情实际的。再没有比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事了，于黎民百姓而言，他们吃得了苦，受得了罪，但要是让他们挨饿受冻，必然生变，而致社会动荡，治安败坏。

而于军队，那便更恐怖了。民若乱，尚可以军队镇压。但若是让军队饿了肚子，本身就是暴力机器的他们，只要有个引头，便足以改天换地。

有了杜重威府中资财，平叛大军的日子却是好过了些，刘承祐料理事宜也更加从容了，对负责水、陆转运的王景崇等官员压迫也放松了。随着天气愈冷，辎需转运越发困难，途中损耗也越大，要是战事持续下去，汉廷的后勤补给迟早崩溃。很可能，在原本的历史上，刘知远在亲征邺都还答允杜重威投降，便是军需供应出了问题。

刘知远欲以杜重威家财，就地赏赐有功将士，着刘承祐负责。这道命令，又是一道甜枣，竟让刘承祐有些不适应。

在刘承祐的统筹调度下，开始对各州的镇兵、团练、乡兵进行遣散，发放粮食、赏钱。同时，自各地征集的丁壮，也着其州吏，放其还乡，多多少少，都发放了一些粮钱，以筹其苦劳。

对于死在邺都城下的丁壮，只命各将吏统计完毕，着各州县官员善加抚恤。这其实是一道无用的命令，纵使朝廷有令，地方上的官员又岂会照此执行，浪费米粮？不只是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廪，估计也能饿死老鼠。但是，朝廷的命令，还是得下的。

现实就是那么操蛋，活着的人能得到抚恤，伤残的人还能稍多些，至于献出了生命的人，基本无人问津。能不弃尸荒野，并报丧与其家人，已是官府的“仁慈”了。

对于这些，刘承祐已能足够冷静地面对，不是他变得更加冷漠了，只是更加现实了。国家草创，公私帑竭，穷困异常，朝廷实在没有余力顾及到方方面面，只能择其紧要者重视，比如说军队的抚定。

依前评议之功，刘承祐作为“宰夫”，刘承祐对各军将士进行封赏。平叛主力自然是禁军，而以前期作战的兴捷、散指挥以及破城的小底军三军，封赏最为优厚，次一等得苦劳，再次一等便只有参与奖了。众寡虽然不一，但有理有据，诸军未有不服者。当然，在军队中或有不服者，但军队终究不是个什么事都讲道理的地方。

对于死伤的将士，抚恤则更重了，一应将士信息，悉数收集记录在案，后期有专人负责。这是必须的，做给将士们看的！

至于战后军职的调整迁补处降，则需等还朝之后，由枢密院总其明细，详审权衡，再作区处。一方面，此事更加耗时耗力，另一方面，刘承祐也不好在邺都便将枢密院的事都给做了。

另外，除了军中将士的赏励之外，其余有功诸衙、各司将吏，一并容后议攻。毕竟，打仗不止是前方将士作战的功劳。中央朝臣，抚定后方，支移粮械，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后方，并不怎么安宁，至少没出什么大乱。

刘邦功人、功狗之论，大汉的朝臣虽当不得功人，但总归发挥出了些作用。在刘承祐看来，东京众臣，以王章居首功，此人在军需筹集供应上，一直是兢兢业业的。

随着地方军兵以及大量民夫的遣散放还，邺都城外的军队，一下子少了许多，不过，军队的规模仍旧庞大。随着战事结束，空置的营寨也开始着手拆除，拆下来的木料悉数用以烧火取暖。

城中，一处安静的小院中，从征的几名“老龙栖军”将校聚在一块儿，喝酒聊天。郭荣、孙立、马全义、韩通、向训，包括杨业等几名指挥。仗打完了，一个个轻松地很，负责做东的，是李崇矩，刘承祐没有现身，但基本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院里烤着一头肥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