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祐三年，腊月，京中有流言起，言太原王、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刘崇，潜蓄异志，贻患于朝廷。

朝野民间，议论纷纷，天子刘承祐闻之盛怒，于崇政殿间大发雷霆，疾言有君心叵测之徒，怀奸弄恶之辈，欲间离朝廷与河东。

旋即召武德正副使李少游及王景崇，勒令二人调查处置此事，缉拿散播谣言之人。其后，武德司下探事尽出，密作成风，连新组建的武德营亦甲士四出，前后捉拿上百人，动静闹得很大，平稳许久的东京都因此事乱了一阵。

只是，前几年侦查探案，推鞠问罪，无往而不利的武德司，在此事中效率骤然低下，逮捕了不少人，终究一无所得。还是天子刘承祐及时自愤怒之中冷静下来，下令所拿无辜尽数释放，赔以钱财，以息民怨。

其后，刘承祐着中书舍人、知制诰陶谷作一篇《告皇叔书》，将京中之事尽陈，行文流畅，感情充沛，尽抒叔侄之情，君臣之谊，明心迹。

又召皇叔慕容彦超进宫，与之恳谈，然后委其为河东宣慰使，替天子北上晋阳，祭天祭祖。另外，便是将皇帝的书信，及准备好的一大批御用赏赐之物，带给刘崇。

慕容彦超，自去年初，许州皇叔刘信案之后，快两年的时间了，一直待在东京，即便刘承祐给他的禁足日期过了，也没有回节镇郓州的意思。反而在东京经商，大置产业，赚下了一大份家产，并且将自己的经商天赋给“开发”出来了。

至于郓州那边，初时还委以幕佐将吏任事，后来则然不管了。到如今，郓州虽仍为节镇，但无论兵马还是政务，都已由朝廷直接派遣的军政将吏掌控，政分诸曹，军使团练。在刘承祐小心谨慎地对地方进行“去节度化”的过程中，郓州这边，几乎已是一步到位。

大抵有鉴于此，对于慕容彦超在东京，刘承祐有些放任，比起他在地方上祸害官府生民，在东京利用身份特权做些买卖，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而慕容彦超此人，说他粗鄙，自傲，贪婪，好色，一点都不过分，但有一点，还算识趣，尤其在面对刘承祐这个皇侄的时候。

东京的流言，也有所闻，对天子委以差事的用意，也有所猜测，直接打包票，奉命北上河东。

在慕容彦超北去之时，刘承祐这边动作紧随而来，其一，将那封《告皇叔书》散发流传民间；其二，急令还未在东京待满一月的杨业，回代州；其三，往晋州增派一部分军器；其四，汜水军使白重赞移驻土门（井陉），拨兵两千。

原本，白重赞镇汜水，是史弘肇出镇洛阳之际，刘承祐布的闲子，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史弘肇在洛阳几乎将他“工具人”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一众勋臣豪族在他的“淫威”下瑟瑟发抖。而如今，刘承祐将之调至土门，目的为何，智者见之。

事实上，这一系列动作，基本上就是刘承祐对河东情状的应对了，怀柔安抚的同时，不忘打草惊蛇，敲山震虎。

若说刘崇此时有反心，刘承祐相信，没有王景崇汇报得那么夸张。若说与朝廷同心同德，那也不可能，到刘崇这样的地位，再加朝廷的政策，再加其性格影响，对朝廷心存疑忌，那是必然之事。

而刘承祐通过诸多措施，想要告诉刘崇的便是。朕与皇叔有叔侄之情，必无相害之心，请皇叔放心勿虑。但皇叔如真因疑忌有所异动，那么朝廷也不是毫无准备，早有提防。

以刘崇的头脑，想要理清其中利害，或许有些难度，但刘承祐听闻，其节度判官郑珙与太原少尹李骧是有见识的人才，想来会让刘崇警醒些的。

刘承祐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稳住河东，让他勿在他大业肇启之时，出来裹乱。他心里也清楚，河东之患，说严重也严重，但若真到心腹之患的地步，那也不至于。

河东的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其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