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削平天下的过程中，亡国虏主，出降之臣，东京的百姓们已然经历得不少了。从高保融到周行逢，从孟昶到刘鋹，因此，江南国主李煜被“护送”到开封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也在于，刘鋹在前不久，东京的士民们难免有些审美疲劳，大伙都习以为常了。当然，市井之间，仍旧少不了议论，东京士民真切地看到了朝廷平南的功绩，都觉得天下一统，理所应当。

年轻一辈的人，沉浸在对朝廷功业的赞美与向往之中，老一辈的人，尤其是那些亲历了前代乱世，亲眼见证着从大汉建立到统一天下过程的中老年人，感慨尤多，他们既为国家的统一高兴，也期待着天下真正获得长久的和平，向往着新一轮的太平盛世。

比起刘鋹，李煜明显要幸运些，受到待遇也要优厚些，没有像罪徒一般被关在囚车里，游街示众，供人观赏，也算是保留了最后一份体面。

由一辆温暖舒适的华车，接至汉宫，礼部郎中董淳奉诏接待，态度谦和。同时，关于刘鋹的一些情况，李煜也被动地得知了。

对刘鋹的处置，只花了一日便出了结果，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的人虽多，但效率出奇地高。官员之中，大多对刘鋹表示鄙视，觉得不能厚待，同样的，也没有直言说他该杀。

大部分人觉得，乱政害民的巫宦奸佞都被明正典刑了，足可释民怨愤，刘鋹本庸人，就不必过于苛待他，将之养在东京即可。

甚至有少部分人替刘鋹辩解，说岭南国政之乱，从其父刘晟开始就乱了根制，坏了风气，刘鋹年幼而不知世事人情，为群小所左右，从而延伸出，劝谏刘皇帝引以为诫，为天下表率，强化宗法，订立万世不移之成制，传之后世，以免后患。

这虽然是少部分人的迂腐之论，但落入刘皇帝耳中之时，还是引起了他的思考，当然不是准备立什么万世不移之成制，而是想这些人进此言论的原因。

说到底，刘鋹最为人所诟病、批判的，就是残杀骨肉兄弟的行为，和其父一样，是杀尽戮绝。刘晟还会找些理由，分十多年逐步剪除，刘鋹更是直接，一上台便明确提出效仿先父，杀尽兄弟。虽然把锅甩给龚澄枢等宦官，也确实是那些人建议的，但能够狠得下心，就绝不是一个“少不更事”就能解释的。

刘承祐在与刘昉交谈的过程中，也问起他处置刘鋹的意见，刘昉的态度很明确，该杀。理由就是那三条，一弑弟，二乱国，三杀贤。

有意思的是，从岭南士民中选出的一些人，他们的看法也大体一致，觉得祸国殃民的奸佞都杀了，岭南归于朝廷治下，刘鋹已为俘虏，又知错误，就不必再过分追究了。

后来，刘承祐才知道，是有人教这些人如此说，或者是约束他们这么说，幕后的人却是负责安排此事的开封尹高防，并不是有什么阴谋，而是高防向刘承祐坦言，说尊卑有别，等级有差，岂能由一干黔首议论国主生死，并直接谏言，说刘皇帝让群臣、百姓商讨此事的做法，不妥当。

对于高防，刘皇帝一直是信任的，对其能够直言陈事，也未加触怒，反而表示欣赏，并向他承认，是有欠考虑。嗯，这也是看人，这么多年，也有不少言官被触落，刘皇帝的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同样是有限度的，开明不代表纵容。

而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得出的结论便是，绕过刘鋹一命，养之于京城。因为有言在先，刘承祐也就接受了。

事实上，在刘承祐心里，刘鋹的生死当真无足轻重，但究其本心，还是没有杀他的意思。其中最简单的一个考虑，是刘皇帝的虚荣心在作祟。

数十年来纷乱终结，帝王侯之家，尽为其所虏，臣服脚下。在开封，有一条名气很大街道，大就大在居住人的身份。列几个名字：石重贵、李从益、高继冲、孟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