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去年大旱，农事耽误了，今岁旱情缓解，因为战乱又耽误了。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

而到这一步，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不说秋毫无犯，但绝无凌虐之举，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

这个作风，在李顺军转战初期，也一直保持着。然而，这种“仁义”对于一群由旁户、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实在太难得，也难以长久。

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激情过后，乃是更加的疯狂。生存问题面前，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

对于义军的变化，李顺也很苦恼，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实在不算强。同时，他也需要各种资源，尤其是粮食，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

成都拿下来，未必就能解决问题，但不拿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况，义军能打胜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气，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说到底，还是靠人命去填。

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你还能活下去，这如何能同舟共济，并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

当然，李顺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毕竟他们还是拯救贫民的义军，又都是蜀中父老，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察觉到对部下掌控力的不足，李顺自度，认为是自己威权不固的原因。蜀中的起义军，虽以李顺军为核心，但实质上还是各种势力、各股来源涓流汇聚，李顺固然是领袖，部下响应其领导号召，但并不受他绝对约束，起义军上下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架构......

于是，为了树立权威，起到约束义军的效果，李顺想出了一个法子：称王。

雍熙二年2月15日，起义军首领李顺在汉州称王建制，自称蜀王，改元建兴，置百官，分封将帅功臣。

称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再兴兵马，大攻成都。与此同时，李顺又分兵四方，向外扩散，掠粮掠丁，没办法，成都平原也养不活那么多军队了。

但是，派往周边攻略的“蜀军”，这一回遭到沉重打击，各州各县，官兵乡勇，都是竭力剿贼。显然，人心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北上的七万“蜀军”，被曹光实、康继英二将几乎打光，半数以上都做了俘虏，攻取剑阁，将朝廷大军阻隔于北川的意图也落空了。

李顺称王的举动，也像一场沐猴而冠的滑稽戏，不只彻底彻底激怒汉廷，也丧尽了最后一点民意支持，除了那些渴望着“封侯拜将”的泥腿子之外，没有人真心认同。

随着平叛大军陆续入蜀，休整武备，也开启了其败亡的倒计时。甚至于，混乱无比的成都城，也被激起了一派“同仇敌忾”之心。

当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军快到了，以及起义军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毁根基的做法，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弃，谁也不敢保证，城破之后，那些饿红了眼的叛贼会做出什么事来。

因此，李顺称王刺激下的起义军进攻更加疯狂，但成都守军的抵御额更加坚决，更加强力，时不时地还能派遣精锐出城袭击，给起义军造成巨大损失，严重阻滞其进攻。

事到紧急，成都的城防大权实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