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