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尤其是端拱三年夏，曾会联合指挥司，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守辽东的规矩，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都没用。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曾会，已然成为平康—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对辽东局势的安定，对安东的压制，他有突出贡献。

虽远坐朝中，在听闻曾会在辽东的为政表现后，刘文济对他也是大加赞赏，甚至一度动了调他回京拜相的念头。最后未能成行，也是因为刘文济觉得，辽东的事情绝不是三两年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曾会这名干臣在那里替自己多看守几年。

于是，向敏中之后的财政使，刘文济再善加斟酌之后，选定了广南东道布政使张知白。这一次，他没有任由各派势力争夺，而是由自己乾纲独断，这是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已没人出言反对。

对张知白的任命，首先就获得了吏部尚书寇准的强烈支持，原因有三，张知白进士出身，张知白是北人，张知白资历足够。

而刘文济选张知白，则还有一层原因，君臣之间早有渊源，仔细追溯，那是二十多快三十年前，世祖皇帝最后一次南巡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