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界那些从事黑灰产业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对堂堂封疆的刺杀行动都搞过，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会以近古稀之高龄在辽东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对曾会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着他高升到京城去当宰相

不过，安东“移民生意”事发，却不在辽东，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时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将事情捅了出来，直达天听。

首先，夏竦在津海关逮捕了十几名大大小从事“劳力输出”的商人，经过拷问，一条打着“移民”旗号，而实际进行人口买卖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纱，将其黑恶的真相暴露出来。

夏竦除了将案件侦办经过，详详细细地禀报之外，还给皇帝刘文济上了一道情绪激切、措辞严厉的谏章，尽陈人口买卖于国于民之大弊，请求朝廷严加整饬，天地一片澄清，还黎民一个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钦若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几年湖北持续的水灾中，因赈救得力受到提拔，累进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个大事情。

关于“移民生意”的问题，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该严厉谴责与打压的。而哪怕从统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对朝廷中枢来说，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国人口的膨胀与爆发，的确在“活人”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以来，土地都是国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财富，毕竟是指着活命的根本的东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劳力的经营与耕耘，方能产生财富。而这一切，最终还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壮年上。虽然帝国在税制的改革上，基本实现了以土地作为纳税依据，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经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税务的收取上，仍旧免不了“以人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发上。

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视，朝廷需要的产出、税收与徭役，都需要黎民的双手来创造。

哪怕是那些权贵与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样是有觉悟的，民力即财力，哪怕为了他们拥有的千顷良田、万亩沃土，哪怕为了当人上人，为了足够的下民给他们剥削，都不可能对帝国人口的流失熟视无睹。严格地讲，这涉及到阶级利益，这也是帝国权贵、地主阶级与海外封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人口输出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从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国策，别的不提，大汉帝室在这方面为海陆封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绝不亏欠他们；

二则是，在世祖的推动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国内部掌握巨大影响力的权贵一起“下海”了，他们在海内外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相比于这二者，围绕着人口生意而诞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也很难通过从中获取的暴利来影响到帝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决议，顶多将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权钱交易的事。

不过，日积月累下，人口流失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弊，尤其是从事“劳务输出”贸易的黑色产业，这已经成为寄生在帝国庞大躯体上的一颗毒瘤。

宗藩大会后这两三年间，有朝廷新约与国策作为指导，干这个行当的商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被拉拢腐蚀的权贵也更多了。朝中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一些地方官府，则已经行动起来，但没有强权推动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著。

而对于这些问题，自皇帝刘文济以下，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没有察觉，未必没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着多重的顾虑。

夏竦做的，就是将此事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