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东王刘文渊薨逝的消息传抵洛阳之时,朝廷上下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这老家伙总算死了,这件事,对朝廷那些敌视安东的权贵来说,实在是一件喜事。
过于久远的未来不提,也不说接下来几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当朝,安东不可能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其余安东王室与安东国的结合,远不如刘文渊带来的威胁大。
因此,朝廷如常进行藩王薨逝的丧仪表示之外,对安东王爵的传承也没有任何阻碍,大开绿灯。对安东王室后裔的了解,这几年朝廷可是恶补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刘文渊,刘继覃就是只温顺的绵羊了,纵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们也可以让朝廷做许多文章.
可以说,随着刘文渊的死,朝廷与安东宗藩之间,太宗与秦王嫡长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方才真正沉寂下来,暂时告一段落。
在刘文渊薨逝的同时,大汉帝国朝堂之上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而对于帝国权力高层来说,任何变化,最终都落在人事的变化上。
显然,帝国中枢的人事格局又发生重大变化了,人基本还是那些人,但尚书令换人了,就是最大的变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节后不久,“罢相诏”颁布了,虽然很突然,过程却简单而顺利,担任整整七年帝国“首相”的寇准,以“足疾”卸任。
当然,皇帝刘文济给他找了个不错的养老之所,以其远赴东南,知湖州。在帝国对宰臣的任用中,虽不乏使职地方者,但从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并且,余生就此沉沦,很难再有起复。
这样的际遇,对性情刚烈、志趣远大且权力欲望极强的寇准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准年方六十四,对一个首相来说,并不算老,而寇准一向精力充沛,勤于政务,他的目标可是成就开宝首相赵普那样的功业与名声.
然而,这一切随着罢免诏书的下达,都戛然而止,大汉帝国终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个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个用了十一年将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汤、将自己权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刘文济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强势,带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就十年在位时间的表现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般好对付的皇帝。
当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那寇准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刘文济的手腕,有的是办法将他排挤出朝廷。谪迁湖州,没有一撸到底,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
提起寇准,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谋断能力。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寇准的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这是根本,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
二则是整顿吏治,反腐肃贪,重倡太宗遗风,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奢靡、贪墨之风,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
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地主,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
因此,在尚书令的位置上,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相反,他是个有为之臣。但是,有为之余,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不得不说,在“建隆改革”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