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丧一切事宜处理完毕，到送葬世宗之后，柩前继位的新皇刘维箴方才回朝，在群臣的拥戴下，于翌年（1042年）三月初七，嘉庆节当日，登基于西京乾元殿，改元正统，大赦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刘维箴是汉帝国既往帝王中，在登基事宜上拖得最久的一个，间隔有近半年的时间。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新皇专心哀悼，守孝治丧，而国家大事，则尽操于一干建隆宰臣手中，以许王刘曜、尚书令杜衍以及吏部尚书李昭贤“三驾马车”为主。

而从这个登基间隔，也可以看出，当帝国又迎来一个新皇帝之后，帝国政治格局如何，走向又将是如何？

同时，也正是正统元年的这次大赦天下，让“刑徒营”彻底在大汉帝国成为历史，曾经规模数以十万计的刑徒以及伴随着的刑徒营制，经太宗、康宗、世宗三朝，到正统时代，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方才彻底被根除，这也是第一个被彻底废除的“世祖之制”。

直接影响是，大汉帝国从此再没有能够从法制上任意使用的劳动力，为相关役用劳力的工程，朝廷每年又需额外多支出一大笔钱粮。

同时，消除了一个罪恶与垃圾收容所后，在所谓“仁德之治”进一步抬头后，帝国的治安情况，又开始反复了，罪案滋生，犯罪率抬头，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不安同步加剧......

当然，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再没有朝野的“仁人”们就此事非议攻讦，相反，不少人为此大唱赞歌。毕竟，这也算是“法治”已然深入帝国脊髓，根植国家体制的大环境下，“仁治”重新抬头的苗头与标志。

比如政法大学堂中，一个名叫孔彦辅的教授，就对此发出“陛下仁德圣明，从此天下再无刑徒”的感慨。孔彦辅，观其姓就可知其出身了，在帝国的学问界也算个名人，毕竟能在政法大学堂当教授，总是有把刷子的。当然，更出名的还是其兄孔道辅，生前最高曾官至礼部侍郎，在建隆朝也算个名臣了。

曲阜孔氏，自所谓“孔仁玉中兴”之后，在世祖朝，实则是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最沉沦之时，圣人光环几乎被彻底剥夺，这也是开宝时代帝国各家学说、流派发展壮大的背景之一。

但孔氏传承千年，香火不绝，自有其内在原因与处世原则，世祖皇帝也没有将之彻底夷除的想法，因此，在潜心治学养望，蛰伏四十载后，于雍熙朝开始重新抬头，等到建隆朝，世宗皇帝大兴文治之后，曲阜孔氏已经重新站在帝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的核心舞台上。

等到正统皇帝刘维箴继位，孔氏就更加活跃与积极了，积极地向皇权靠拢，积极地奔走于政治，削尖了脑袋往朝廷钻。

毕竟，孔氏也实在不容易，有些流派，早在太宗时代就迎来春天（比如湘江、睢阳、嵩阳、闽学等），而他们四十载蛰伏，四十载兴复，到正统皇帝时代方才真正抬头挺胸。作为圣人之后，何曾受过这等委屈......

而从孔氏的逐渐复兴，也能看出正统时代的一点特征了。世宗皇帝推行的文治，抛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花样，本质上是以“法治”为核心，而从正统元年开始，大汉帝国的文治，又不可避免地向“仁治”妥协了。

当然，不管法治、仁治，根本而言都是人治，根本目的，则在维护皇权的稳定，帝国的统治。

与康宗皇帝不同，刘维箴这个皇太孙，看起来的确平庸，甚至不如康宗潜龙时期的英睿与灵气，如果不是出身在那儿，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寻常之人能够成为统治万方的帝国皇帝。

当然还是得说一句，短智不代表弱智，刘维箴还是个正常人，与司马衷那样的奇葩还是没法比的。只不过，在当下大汉帝国皇帝这样光芒万丈的职位衬托下，他自然显得寻常乃至平庸了。

不过，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