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道大行台之所以设置起来，一则在于雍王的确是功大难酬，在内匡扶社稷，在外则挫败悍敌，二则在于朝廷新定未久，对天下并没有足够的掌控力，三则在于陕西边事的确危困，也需要一个专命的调控攻防。

这三个原因，其中第一个最不紧要，第二个才是重点。

如果朝廷对于内外局面真的有着足够的掌控力，其他俱不成问题。雍王即便再如何功大，在都荣养即可，如果真的心怀不忿、口出怨言，那就直接干掉。

就算陕西边事危困，朝廷也可以选用别的才力，并不需要使派雍王这样一个身份敏感的宗家子弟专制于陕西。

所以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朝情复杂且混乱，皇帝威望严重不足，才造成这种内忧外困、行台势大难制的局面。加强朝廷的权威，并提升皇帝个人的威望，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法。

此前皇帝李旦迷困于当下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走了很多的弯路。其中最让他懊悔的，就在于听信老臣陈腐之言，专以休养为先，对于边情军事不够重视，以至于如今朝野之间凡言军事者必推雍王，仿佛唐家社稷之安危、俱系雍王一身。

这一次西京的催缴风波，雍王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鼓噪民情，其底气也正在于此。跟行台治边战果累累相比，朝廷在这方面的确是乏善可陈。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李旦自登基以来，便一直没有西入关中祭拜祖陵，每每想到此节，心里就虚得很。若征伐大事再俱出于行台，那他这个皇帝究竟还能管什么事？

所以眼下，朝廷也需要在边事上长作计谋，并尽快拿出一个亮眼的战绩，这也是当务之急。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旦便忍不住瞥了薛稷一眼，心中隐有不满。这样的国之大计，本该是由宰相提出，哪怕君王一时思虑不及，也该提醒备问。

他对薛稷不可谓不亲厚，入朝伊始便将之拔入政事堂。但过去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薛稷在政事堂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不要说什么益国益治的大计，哪怕作为皇帝喉舌在政事堂中发声，声量都不够大，以至于许多事情都需要李旦自己操计起来。

事实证明，薛稷此人虽然略有文辞之才，但本身才具是真的不堪大臣之选。

但就算心里有不满，李旦也有些无可奈何。王孝杰一事，已经让他不敢贸然将自己不熟悉的大臣录入政事堂，而他所了解且能足够信任的人当中，又罕有能当此任者。

过去长达十几年的幽禁封锁，让他对世道时流陌生至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就多有茫然。

他所亲近者，无非一些亲戚门户，但这些亲戚们，也未必都跟他是一条心。前有豆卢钦望，后有王美畅，无不带给他莫大的失望。

倒是窦孝谌这位丈人归都后，种种声迹表达都让李旦颇感欣慰。他本来也打算将窦孝谌留用都畿，乃至于寻机安排进入政事堂。但在一番权衡后，还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妥。

窦孝谌身份毕竟不同寻常，一旦在中枢权柄过盛，那影响将不只限于外朝，很有可能会干扰到他的家庭关系，比如嗣序问题。

原本这件事在李旦看来根本就不成问题，他如今不过三十多岁，诸子幼少，自身大位方享、政治都还未理顺，现在就考虑嗣传问题本就太早。更何况长子成器本就嫡出，垂拱旧年已经身领春宫之位，即便要考虑，也是当然之选。

但事实证明李旦还是把人心情势想得太简单了，他既然已临大位，天家本无私事，在群情关注之下，许多问题都会变得复杂起来。

李旦对他们亲戚以待，然而他们却都心机深刻，将皇帝一家当作索取功爵权禄的对象。这一点，在王美畅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王美畅留事西京行台，已经让李旦颇感尴尬。他本来还期待王美畅留事行台，可能是为了在一些问题上偏帮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