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甘蔗可以有几种用法，这是好事，但想要让人进一步投入甘蔗种植，这就需要用到组织力相当高的团体。

贞观十九年的大唐朝廷，的的确确做到了“威加海内”，但“千古一帝”真正皇权下乡的地方，也依然只是长安和洛阳两个京畿地区。恰好这个地方更适合种粮食，而不是种经济作物。

又或者说，种经济作物的回报率，并不比种粮食高多少。

至于江南诸州县，不拘江东、江西，当年为了“维护地区和平”而进行的“怀柔”政策，后遗症显然就暴露了出来。

江西还好，因为“地上魔都”的特殊性，地方世家被暴力洗牌一次，新兴的“乡贤”“诗书传家”想要重新建立，起码也要五六十年的时间。而这个过程中，老张会不会拎着屠刀把曾经的小伙伴再杀一遍，也是不能预料的事情。

反而江东甚至是岭南，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李董倒是颇有机会通过“权威”来影响。

哪怕老张的“授业”恩师陆德明，本质上，还是吃贞观皇帝俸禄的世家族长。他和张德，只可“同富贵”，不可“共患难”。

贞观皇帝“权威”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朝廷大政，更迭官吏升迁的考绩标准。

从以前的“劝课农桑”，李皇帝下令，往后升官发财的唯一指标，就是gdp……不是，就是种多少甘蔗。考绩标准的改换，自然而然地让那些不在京畿范围的州县，点头哈腰地折腾一下。

而李董又是个讲究实利的老板，为了防备风险，他霸道的同时，又相当的冷静，一如既往地会在某个地方搞试点。这时候试点的摘选，就要看当地巨头的眼力如何。

如冯氏、冼氏，是打定主意跟着李唐皇室走，才能稳稳地盘亘广州开枝散叶，那么，当中央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的时候，自然是忙不迭地拥护。

这和某条土狗跟李董一起玩混合双打不同，冯氏、冼氏，颇有“为王前驱”的意味，只要甘蔗再度扩产，“甘蔗酒”行销暴涨，皇帝自然不会吝啬分一杯羹。

“操之，‘蔗酒’当真如此产量？”

江西总督房玄龄虽说从曹夫子那里知道了“甜蔗酒”自古有之，但还是觉得有点奇怪，要是这酒真的这么牛逼，古人除非疯了不推广。

老张费了好大的唇舌，这才解释甘蔗种植需要的水利设施、地理环境、气候要求、土地规模等等条件，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搞定的。老张尤其是拿云梦泽做了例子，两汉四百年，楚地就跟云梦泽干了四百年。

再往前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为了增加土地产出，更云梦泽也没少缠绵。当年楚军还装备过鳄鱼皮、犀牛皮的皮甲呢。

至于吴越之地更不用说了，杨广修的大裤衩运河，南运河江南江北段，那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憋了大招才修出来的，用了好些年。

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郑国渠”“都江堰”“刊沟”，之所以围绕这些地方，会迅速出现著名的“xx大曲”“xx老窖”，正是因为水利设施使得当地的耕地环境极大改善，土地产出成倍增加，有了余粮，才能酿酒。

换了这么一个角度，房玄龄突然有种“我老板真特么是天命之子”的感慨。

这也是正常，毕竟在房玄龄看来，合着前面几百年上千年，就是为了给我老板打基础？

现如今想在云梦泽看个美景，指望有条身体健康的鳄鱼出来亮个相，几乎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某条土狗的缘故，武汉地区进行的“杀龙运动”“打虎运动”，提前让本地区的扬子鳄和华南虎功能性灭绝……

扬子鳄只能继续朝着长江下游迁徙，才能瑟瑟发抖苟延残喘。至于华南虎，因为栖息地被人类干了个爽，自己也被剥皮拆骨，也只好拖家带口向西南方向流窜。

“‘甘蔗酒’产量上不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