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铁路的钱挤一挤总归是有的,地方上打起中央的主意,也是因为中央掌握着很多来钱的渠道。比如“宣政总制院”,比如榷场,比如皇银。
仅仅是东海贸易航线上,每年进口的“扶桑银”,大概就有三十万两。这还是牛进达进驻之前,某些有活力社会团体在日本“拷掠”的产量。实际产出量,远远不是这个数目,因为日本小朝廷动乱之前,就已经有地方势力向东逃窜。
逃窜的过程中,自然是需要经费,这些经费来源,就是扶桑东土的大部分金银矿。
长孙皇后能够黑掉一百多万两现银,就算“扶桑银”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贞观朝二十余年经营积累,实际上的白银保有量,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尤其是这些年开采设备大大进步,矿工管理水平也极大提高,市面上物价连连增加,银元被人接受,也是市场的选择,百姓的需要。
铁路的运力放在那里,对于攥着钱精打细算的中央朝廷来说,要不要修是不用讨论的,修肯定是要修的,武汉是个风向标。
永兴煤矿十五万贯砸进去绝对不是为了听个响,但是在哪里修,弘文阁也好,内府也罢,都要好好琢磨。
是在登莱修呢,还是在河北修,还是在辽东修。
地方上想要问中央要钱,没关系没大佬支持根本就是异想天开,除非已经干出了成绩,拿成绩单去要零花钱,那还有点戏唱。
江西总督房玄龄亲自出马要钱,那朝廷里面一个个“栋梁”都是瘪三,别说六部如何如何,就是马周站在他房乔面前,也就是个“后进末学”。
四大天王去了一个,“房谋杜断”只剩其一,皇帝老子不管从感情还是从帝国前程来看,都不可能这当口祸害房玄龄。
老房要钱也是理由充沛的,他毕竟是宰辅肚量,没可能就为了骗这点工程款。南昌地需要铁路,因为南昌地矿藏丰富不说,这几年治水成功,不但开拓了数十万亩耕地,还给修路打好了基础。
除了北进的弛道之外,南昌地修一条铁路进入彭蠡湖,也是可以理解的。
整个南昌地,眼下就是个赣水流域贸易集散中心。物资在这里集中,然后通过北上的弛道或者赣水,陆续发散出去。即便是岭南的货物,也能在这里集结,大量的灰糖会在这里停留,提炼也好,继续北上也罢,选择余地就大得多,风险也要大大减小。
而有了铁路,在彭蠡湖的湖畔,可以建设市镇,就好比咸宁市之于武汉,咸宁市就是东行武汉的物流中心。公安县年年发大水,治下百姓能够鼓起勇气“跑路”的原因,就是咸宁市给了退路。
同样的,南昌地分流了贸易市镇之后,房玄龄反手就可以把赣水流域的“獠寨”尽数拔除。
这年头“剿抚并举”在内部已经有些过时,战功在利润面前,偶尔也要让让步。
甭管老房私心上是如何想的,但公事上并没有含糊。“南部大开发”是“既定国策”,冯盎留给子孙的保全法则,也是在如何“化胡”上做文章。冼夫人的招牌要打,但冼氏后人,三代以内都是广州名望。
隋唐的老江湖没有哪个是认不清的,连豳州大混混都能够非常迅速且熟练地转换自己的认知,何况在前隋就能混饭的?
不管从经济繁荣、地方稳定、教化有方等等路线上来看,房玄龄哪怕有再大的私心,对帝国的强盛是有益的,李皇帝哪怕功利点来思考问题,也不会拿“意气”来恶心人。
更何况,现在掌权的是长孙皇后,她可以防着长孙氏,但不用防着房氏。
谁叫房氏已经下放地方呢?杜如晦一死,也没见杜氏还能保持原先的“威势”,只能倚靠皇家的“恩宠”。
于是乎,虽说弘文阁、六部没有直接给答复,但江西总督房玄龄通知了一下朝廷之后,内部讨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