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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士人何良俊撰写的《四友斋丛说》第十三卷中写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

《四友斋丛说》于隆庆三年（1569）初刻，可见当时百姓生存状况，赋税日增，繇役日重，带地投效乡官避税又或是直接被强行兼并者已然甚多，失地农民反倒促进了各地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手工业与贸易水平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时人唐甑记载道“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顾炎武也认为，“纺织之利”乃“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

棉纺织业的繁荣推动了对棉花的需求。到明晚期，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能制造棉布衣服。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也可从牙行那里购买原材料纺好棉布再卖出，但高度发达的纺织业也为后来埋下隐患。

江南的棉花革命与英国的棉花革命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是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出，另一方面是棉花和粮食的大量输入。中国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但从明清起，这里就已经成为最大的粮食输入地，从此“苏湖熟，天下足”也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苏湖熟指的是苏州和湖州，湖广则是今湖南、湖北地区）

当时的江南地区，越是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常思患粮食不足，虽说区域内调剂甚繁，但从整个地区来看仍有不足，须由湖广，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古代人和现代人比起来，脑子可从来不差，最多是眼界方面有些许差异而已。在21世纪，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同时控制上下游的产业链，形成闭环，攫取最大利益，古代人玩这一招也没差多少。

当时兼并了大量土地的明朝士绅们，亲自下场，最终是士绅家中遍地棉田、桑田，再者明中期“黄泥水淋糖法”传播开来后，白糖工艺的出现也催生了大量蔗田，此外崇祯年间《玉堂荟记》记载:“烟草处处有之”和“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如此种种，直至明末时期，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量达到新的高峰。

当时的丝绸、棉布、白糖等产物在海上可全是抢手货，不愁卖，导致这一时期输入了大量白银，但空耗地力只顾换取白银，将以何饱腹？

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倒霉皇帝上位以后，天下大势已是如此，哪怕是天灾人祸不断，每年的出海贸易船只反而不断增加，朝廷昏招不断，先是被鞑子牵制，又出现全国性的起义，已是无可救药。

这时候江南沿海一带早已是走私的天堂，自隆庆开关，官方规定的每年贸易船数，在士绅豪富眼中，那就是一张废纸而已，只能用来束缚最底层跟着喝汤的“海耗子”们。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天爷可不管你明朝是不是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该来的总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