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了。所谓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阁的宰相世系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最终当皇权用来异论相搅，引入竞争和活力的科举制度，也变成高门甲地之间通过“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的工具之后，已经无力改变什么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来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来，因为上升的通道被逐渐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门士子，就纷纷投身到各地藩镇的幕府当中，而成为地方对抗中枢的推波助澜之势。进而在天灾走投无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屡试不第的郓州人黄巢，也不过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应时而起的风云人物之一；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残余的崩灭与衰退，也可以说是这种最终反噬的渐进产物。

但是同样可笑的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已经与李唐王朝捆绑太深而利益同体的缘故，到了这个王朝末期，反而是想要救亡图存最为中坚的力量，而很是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良将来。虽然依旧没有什么卵用了。

但是周淮安显然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另一种让一切更加彻底的天翻地覆，也充满荆棘与艰辛的鼎革之路。所以需要尽量从一开始就尽量根绝和排除，各种旧势力的残余影响和流毒。

而这座钱塘城也不会例外的，然而情况又略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既有内陆那些名城大邑一般发达的水乡河网和灌溉农业，也有类比广州、交州之类繁荣的商品经济和河海贸易活动。

作为杭州的州治和境内首屈一指的大城和名邑，钱塘城以柳浦和吴山分别为新旧城的核心，构筑周回长约三十六里又九十步的数段新老城墙。

而城中新旧七十三坊总计有户四万七千，口二十一万有余，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家都在从事船运、行商或是丝织、造纸、金银匠做等工商业相关的行当。

由此产生的富家巨室比比皆是。因此站在高处望去可见，除了城坊墙围间连片乌棚灰瓦，还好些高低错落的亭台楼阁和园林的轮廓，散落、依傍在低矮吴山上下和新旧城交接腹心的小内城附近。

个中的主人，也是眼下的钱塘城中需要甄别和区分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既有可言上溯到东吴孙权时代，朱张顾陆的吴中四姓；又有王谢袁萧，乃是两晋之交永嘉年间衣冠南渡的渊菽。

当然了历经岁月如歌摧折下来，既然“旧日王谢堂前燕”都竞相”飞入寻常百姓家“，能够留在杭州这边的也只是诸多旁支远宗中的家系了。对于现代人而言，也就剩下可有可无的一点情怀和猎奇而已。

然后又有徐沈周方等，前朝数百年间才从周边兴起的土户大族。自两岭、闽中渡海而来落地生根的陈林吴黄；在这里因为长期经营海贸和河运，而号称钱塘十六家的地域性商人群体。

当然了，因为古人“商而富置田，田多而治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他们大多没能够撇清干净屁股上的屎。最后能够通过初步的甄选和摸底，再被推举出来当作士民代表之一，到周淮安面前来陈情的也只有少数几家而已，

而他们的表现和态度，也将决定着城中许多同等人家的去留命运。究竟是被先审判后抄家式的清算，还是勒令举家迁移，还是接受就地的整改和闭门自省，或又是成为太平军在地方上新的协力对象，加入到治下的经济体系内来。

这次会见也被安排在城中最有名的会宴兼观景场所，南墙边外大堤用来钱塘观潮的望海楼了。这里最早甚至可以上溯到《史记秦始皇本记》“始皇37年，东巡会稽，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的记录。

然后在秦观潮台的旧址上屡毁屡建至今已经是第五次了。最近一次还是焚于隋朝开皇十年的杭州杨宝英之乱，然后由初唐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