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府，丹徒镇。

当崇祯十七年的年关临近的时候，这处位于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商镇，居然迎来了多年未有的繁荣气象。

这一年对大明朝，对整个华夏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北京沦陷，东虏入主。好端端的大明天下已经走到南汉北虏，相互对峙的局面了。似乎东晋、南宋的偏安局面，就是大明未来最好的前途了。

凡是有识之士，谁不知道偏安不安的道理？自古偏安江左的王朝，不都是让中原王朝给推平的？而本朝太祖这个“例外”，其实是兴起于东南，而非偏安东南，性质完不同啊！

难道数十上百年后，华夏神洲，又要迎来再一次的天倾了？

不过未来的天倾，对于活在当下的平民百姓而言，倒也没什么影响。他们只顾着眼前的柴米油盐，在这多灾多难的世道当中，将就着活下去罢了。

而对处于南迁的大明朝廷直接统治下的镇江府的升斗小民而言，一旨“免积欠、废三饷，并免征田赋五年”的令旨，让他们有了一种终于可以送口气儿的希望。

大明的正额田赋说实在的，那是一点都不重的。可是“不重”的前提，是将田赋摊在所有的农田上，大家一起负担。在天下大乱前，明朝账面上的农田有七亿多亩，实数肯定超过十亿亩！

以十亿亩田，担负两千六百万石米面，每亩不过两升米面，不过三斤半而已税率之低，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可在明朝中后期，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士绅官僚，或者寄在士绅官僚名下，是不需要纳税的。可是朝廷再怎么减省，一年总得有一两千万的收入啊！

所以地方官府也不能完不收税，可他们又不能向士绅收税。因此就只能向少数还拥有土地的小农和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但名义上还拥有土地的佃农收税了！

另外，收税这事儿也是有成本的！得让贪官污吏去收啊，他们得从中贪墨啊朝廷得一两，下面的人怎么都得贪上二两吧？

所以一两千万的田赋和加派（实际到手也就这点），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五六千万！

而且明朝从张居正改革开始，就提高了“征银”的比例，在江南这里，除了漕米部分，其余都折色征银。而这个过程，又让垄断乡里的士绅有了买卖获利的机会——如果大明朝能有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倒也没有什么。江南这边米价高昂，白银又多。折色征银应该是利民惠民之政。

可问题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士绅的免税特权就扩大到了商业活动上面。他们不仅免纳田赋，而且还可以通过偷逃商税获取暴利。

而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的商业活动就很容易被士绅垄断——没有他们的同意，外来的商人没有他们的允许，根本下不了乡。垄断，肯定是没好事儿的。所以压在农民肩膀上的负担，又一次加了码！

而在历来“重税”的江南，名义上每亩不过三斗多一点的田赋，在几次加码后，落到普通的小农肩膀上时，早就超过一石了！

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却还担着名义的贫农而言，税赋的压力就更大了。也正因为如此，李自成喊出的“三年不征”口号，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煽动性。

而朱慈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初的时候，向南直隶、江西、浙江等朝廷直辖地区发布令旨，宣布了“五年不征”，比李自成的“三年不征”还多两年，同时还免了以往多年的积欠，而且还取消了所有的加派加征。

令旨一出，顿时就是万民欢呼！

抚军太子殿下果然是爱民如子，一定是太祖高皇帝在世啊！

因为税收负担大为减轻，丹徒镇周围的农人也稍许有了一点购买力，可以在这个年关将至的时候，到平日里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丹徒镇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