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土面积暴增近一倍，大多都是从未经过发展的原始山林，相信其中有许多生长几百上千年的优质树木，定能成为优质的造弩材料。

而就在墨明带着诸墨家弟子学习韩国造弩技术时，李郃与墨践则继续接待申不害，与后者谈论法治。

别看韩国讲法治，而少梁注重墨治，但其实在申不害主张下的‘韩国法治’，与少梁的墨治十分接近，都是侧重于中央集权，区别仅在于少梁的‘集权’主张上层决策，即国家政令，由以东梁君为首的少梁官员商议决定，且有‘公义’作为约束；而申不害则主张由君主独断独行，一切服从君主裁断。

对于申不害的这种主张，李郃与墨践都是不认同的，且二人的反对观点不同。

墨践的反对观点是韩国的君权失去了约束，他对申不害道：“韩侯以此法治国，就好比一人驾车，仅有绳鞭却没有缰绳，只能前进却不能停止，不利于治国治民。”

而李郃的反对观点与墨践稍有不同：“韩侯固然贤明，但他深居宫内，未必事事精通，仅让韩侯一人决断国家政务，长此以往或会与现实偏离。”

相比墨践的反对意见，申不害更能接受李郃的反对意见，闻言请教道：“李大夫有何指教？”

李郃也不藏私，拿他少梁举例道：“申相且看我少梁，虽然最高的法令由东梁君与治邑大夫商议决定，但东梁君只一个方向，并不做详细的安排，具体事项由我等治邑大夫制定，而我旧梁制定的邑策，我也并不独断独行，县政交给邑令，技术方面则委托钜子，他们负责相关之事，比我更有经验，我为何要去给他们指手画脚呢？”

申不害听了感觉很有意思，饶有兴致地问道：“那李大夫负责什么呢？”

“统筹安排。”李郃解释道：“我只负责一件事，即将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地方，并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与帮助。”

申不害听了颇有启发，半响叹息道：“想不到李大夫年纪轻轻竟有这等高见，可惜我韩国与少梁不同，变法一事在国内有大多的掣肘，若不能请韩侯独断，恐怕法令根本不能下达。”

李郃与墨践对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在对比两国的国情后，少梁的变法基础要比韩国好得太多，上有以东梁君为首的权贵权力支持变法，下由举国百姓全力支持，再加上有墨家弟子作为基层的官员，引导百姓，可以说少梁臣民在纪律性、组织性、协同性上一个不缺，至少在国内几乎没有丝毫的掣肘与阻碍，这即是少梁本身的优势，也是墨学治国的优势，两种优势相叠加，促成了眼下少梁举国谋求变法发展的现状。

别说韩国比不上，天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

随后除了集权方面，申不害也与李郃、墨践探讨了法治方面的侧重。

如今天下法家，大致可分为三派，即‘重法派’、‘重势派’与‘重术派’。

重法，即指视法令为至高无上，一切依法而办，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秦国的卫鞅，别看卫鞅当初在少梁笑容可掬的模样，事实上他在秦国施行变法时十分严苛，仅从‘连坐法’就能看出一二。

而重势派，则主张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力，这一派法家弟子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君权，便能顺利推动新法，这想法其实与申不害的主张十分相似，但申不害并不是这一派的忠实拥趸，他其实是‘重术派’，只不过是被韩国的国情逼地没有办法，才主张君主集权。

重势派真正的例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慎到。

最后就是申不害主张的‘重术派’，说白了就是用灵活的方式来推动变法，而主张君主集权，其实也就是申不害受迫于韩国国情而做出的‘灵活改变’，包括他对韩国国内旧贵族势力的妥协与拉拢。

而李郃当然是倾向于‘三者并重’，既要有优秀的法令，也要有强有力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