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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眼对邓导的印象谈不上不好，他身量高，身胚魁梧，头发白了好大一圈，脸色却很红润，看到我们便发笑。

他又说了好多话，都是客套含蓄。主座上那干瘦老头子一脸不虞地瞅着我们，两只小眼珠像撕碎的弹丸，干枯的手臂搭在藤椅上。

“哦，这是我的舅姥爷，你们喊阿公就好！”邓幸像是醒悟般地说道。

我们连连问好。

这老头总像不高兴般，歪斜着坐在藤椅上，套着一件褪色的旧蓝布薄棉袄。他看也不大看我们，用方言和邓幸说了一句话，我们听不大懂。邓幸答应一声，站起来，毕恭毕敬的，之后招呼我们出门谈。

我们就这一路从堂前走到屋内，又回到屋檐下。那几个人的牌还未经过一轮，正打得热火朝天。有个四五十岁之间的中年男人可能还喝了半瓶白酒，说话颠三倒四，脚步浮气，看着别人牌大声给建议，只不过他的眼是花的，也不会害人输牌。

“八筒！打这张就要听了！”男人的手指划过前方牌友的一张黑桃k。我扫视一眼，默默收回目光。

邓幸导演充耳不闻，那些人也不理他，他笑着领我们去了另一处小楼，瓦房，堆着些谷稻粮食之类，靠墙角的地方架着一张小床。七零八落挂着的帐子都泛黑泛黄了。邓幸给我们搬来两把椅子，请我们坐下。乐老师道：“邓导，我把人给你带到了，我先回去了啊！”

邓导忙一阵子地感谢，乐老师出门去。邓导指着屋内说：“我也十年八年没回来了，住两天，就走！”

我和老王面面相觑，也不知道他这是啥意思。但也只是听着的份，想着这点破事不管我们的事，免得卷入乱七八糟的纷争中。

这时候那之前打牌的小子其中有一人踌躇着走进来了，想是一轮牌刚结束：“叔，那边阿公的意思是不是领着人去磕个头？”

我们闻言，瞬间一个激灵，心里诧异得不得了，想着离同盟会用鞠躬握手取代磕头，用“先生”代替“老爷”都快一百年了，怎么还有这些地方那么封建愚昧的呢？听到这话厌恶极了，反而真担心邓导会答应下来。

好在邓导替我们开脱。

“你跟舅姥爷说一声，这是城里来的小同志，不是我孙儿孙女，不兴这一套！若哪天我带着儿子女儿来，再去见他老人家给磕头请安。”邓幸心平气和地说。

年轻人答应着，这才又出去了。

我们这颗心重新落回胸腔里。邓导和我们拉闲话，扯了些家长里短的东西，又问了些郭台的情况。老王见缝插针地把郭台的意思说了一下，邓导也笑，说道：“我瞧不起电影导演已经很久了，工作无分工，凭什么他们瞧不起咱们？”

老王听了，稍微舒口气。

因为路上折腾了很长时间，到这里不一会儿就吃午饭了。一大堆人窝在一块儿分主宾地坐了，那阿公却不在，可能生闷气去了，躺在屋里说腰疼，喊我们先吃。大伙儿讪讪的，都捡了饭菜吃了，可没吃两口，大家都热闹开了，互相吹着牛，说着话。这里排位非常讲究，辈分算得格外复杂。

总之，我也不管它，也不打算记它。老王更没必要了，捧着碗哗啦啦地扒饭，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一辈子没个指望与农民阶级建立跨越阶级的亲密接触。

放下碗筷，邓导忽然和旁边的人说道：“就这么着，有点情况，明天我就回城里去了。”

那些人全慌了，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来。

“修路的钱，我就搁在屋内，等会拿给村主任，让他收一下。”邓导说到这里，长叹着说，“一眨眼二三十年了，日子过得真快！”

大家听到修路钱的事，心里松了一点气，面上也闲适不少，但仍然拉着邓导劝他多住几天。邓导只是笑，不说话儿。

吃过饭，几个中年妇女就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