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同意了。”

她倒是一点都没有隐瞒。

杨锐对她的态度略有好转，继续问道：“你的英语这么好，是家传的本事吧，怎么你弟弟就要去做工人？”

外公提供的三毛厂的职位，在河东省都是相当不错的工作，但是，这终究是一份工人工作，比景语兰自己的师范学院的教职，工资待遇或许不少，工作强度却高了很多，社会地位更是不能相提并论。

以国内目前的状况，普通的岗位自然是供不应求，全国性的失业率也极高，可以说满街都是待业青年。但另一方面，国内对高端技术人才的渴求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就以英语为例，80年代的中国人，若是能有一名21世纪中档海归的英语水平，可以直接杀奔北京外交部求职。就算外交部因为种种原因不予接受，这样的英语人才，在北京转几个弯儿，找份部级单位的工作是轻轻松松的。

若是条件再放宽松点，日后毕业生削尖脑袋想钻进去的海关税务等单位，随便一名低级海归的水平即绰绰有余了。就是今年，天津还一口气招聘了3000多名待业青年到海关等岗位，学历只要求中专以上，虽然免不了有解决本系统职工子女的原因，但求贤若渴也是必然的。

国门刚刚打开，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强烈的对外交流的需求，哪怕是中国传统的瓷器行业，若是能参考一下英国和日本的骨瓷技术，一年赚到的外汇也不止百万。一个英语人才，真称得上价值万千。

景语兰很理解杨锐的疑惑，秀美的笑笑，说：“我弟弟和我不一样，我们家下放的时候，弟弟还小，又在村子里受人欺负，也不愿意上学。当时也不知道运动什么时候结束，他不想学英语，干脆就不教了，免得被人举报……”

她用的依旧是英语，说完以后，却有痛快的感觉。

家庭的压力是巨大的，相比经济压力，政治压力给人的无力感更甚。以前的时候，景语兰从来不敢说这样话，惟恐给父母招来麻烦。但是，用英语聊天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她用了较难的句式，即使杨锐也听的半懂不懂，隔墙有耳亦不用担心。

事实亦是如此。隔墙的张博明听的都想把耳朵揪下来了，还是来不及理解正常语速的英语句式，他现在最后悔的，是当年没有跟母亲多学点英语。

杨锐听着景语兰的话，多少有些怜悯，问：“你弟弟多大了？”

“比我小6岁，20了。”

杨锐大感意外，笑着用英语道：“你暴露自己的年龄了。”

“没关系，我早就不准备嫁人了。”景语兰声音轻快。

杨锐哑然：“为什么？”

这么漂亮的美女不嫁人，杨锐觉得可惜，又觉得兴奋。

景语兰不急不缓，却是故意用越来越难的语法，说道：“早些年，母亲还想着等父亲平反了，回京城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结果运动结束这么久了，父亲的平反意见还没有出来，家里却是连路费都拿不出来了。我想好好的工作几年，存些钱，等父亲回家了，就留在家里，好好的孝顺父母……”

原本可以很清晰表述的内容，被景语兰一通定语从句谓语从句，以及定语从句的同位语从句等等，立刻混杂成了正常人听不懂的异国语言。

她显然是将杨锐当做了倾诉对象，却又不想真的告诉他详情。

杨锐只能约略的听懂几个特定用法，比如她的父亲尚未平反，母亲尚在奔波，至于景语兰究竟说了些什么，杨锐就完全不知了。

不过，听不懂具体内容也没关系。杨锐只要几个单词，也能猜到景语兰在说什么。与后世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运动过后的平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什么人平反，怎么样平反，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例如贺龙就是82年10月才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