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必需品都如此涨价，冲击力可想而知。

当然，抢购和通货膨胀不是一天发生的。从1982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而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弥补财政赤字，中央货币超量发行——全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增加了50%，在这场和宝钞差不多的强制税收活动中，好不容易存下点钱的国人，自然要采取各种措施保卫自己的财富。

抢购也就必不可少的发生了。

而国家超发的货币，此时也要想法设法的花出去，银行贷款就是一条主要渠道。

可以说，82年83年直到84年的年中，各级银行都在为贷款挠头，杨锐也是因此才有得到贷款的机会。

等到年末，中央发现货币超发的祸害以后，又会想方设法让银行回笼资金，那个时候，自然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史贵没有杨锐的先知先觉，仍然是一脸的担心，不过，他总算是比较信任杨锐的判断，等了等，道：“这样好了，我们有了钱可以先把印刷厂给弄出来，我们可以先多买几台机器，再多储备一些印刷纸，我原本计划先小打小闹的做起出版社，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规模化是好事，咱们还是初级工业国家，规模大一点，才好和盗版商竞争呀。”

“是呀，盗版始终是个问题。”出版人史贵一个劲的摇头。

“可以想办法再申请一个杂志，咱们可以让杂志和出版物互动起来，都是做学生市场，不同的解法，同类型题，还有我们的出版物的最新信息，恩，还可以在各地方办知名教师的讲课班……”杨锐将后世的考研市场方式随意选两条出来，就听的史贵两眼放光。

80年代的盗版多数是家庭作坊似的小打小闹，和杨锐等人在锐学组时的做法差不多，这样的盗版商是没有生态链的，自然也难以与新华书店体系竞争。

相比之下，2000年以后的考研机构还面临着网络生态的威胁，那时候的考研机构都能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80年代的学生市场就更有可为了。

事实上，这个年代，一些著名的教材已经卖到了数百万的销量，只是此时的作者收不到多少钱，使得市场生态体系一度萎缩了。

而在80年代，高考比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加起来还重要，却没有专业出版社参与竞争。

史贵终于从每年2万元利息的沉重压力下挺了过来，再见到杨锐请来的学生处处长，已是有了些老板派头。

有35万元傍身，没有派头也照出了派头。

杨锐在席上绕了一圈，只当自己是个介绍人，猛吃一通即离开，留下史贵和他们谈论细节。

杨锐回到实验室继续做实验，写论文。

他对分子机理本身的兴趣一般，并没有想要深入研究的意思，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学术方面的东西，哪怕是一条岔路，也够人走一辈子了，除了基础学术，大部分的路线，都只能浅尝辄止了。

除此以外，杨锐也在做着基因组学的重复实验，然后写成论文，一篇篇的投出去。

到了北大，杨锐的眼界也拓宽了。

在西堡中学的时候，杨锐还总是担心实验室的条件不能完成实验，更担心自己的论文数量和实验速度超过了常人。

但在北大，这里原本就是超过常人的地方。

虽然同学中不免有正常人，有喜欢玩耍或者喜欢诗歌的家伙，可在实验研究方面，这里的正常本身就是超常态的。

就杨锐所知，已经有大三学生一个月就发表了四篇论文的事例，而就世界范围来说，一年发表上百篇，十年发表上千篇论文的狂人亦是大有人在。

三篇一天论文，其实和写作业写实验报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即使是身为老板，手下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