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做，偏要用猜的……”

“猜对了吗？”这是杨锐关注的要点。

学术造假的人也不是傻瓜，简单的学术造假，通常是先研究员不能做出期望的实验结果，以符合自己的论文主题或者结论，于是造出虚假的数字乃至虚假的图表。

有些时候，他们是对的，有些时候，他们是错的，实验的目的也是如此，检验理论是否正确。

所以，学术造假是否能被发现，经常就变成了概率题，某些时候，某些人即使省去了实验步骤，也能猜对实验结果，面对这种学术造假，揭露就要困难的多了。

魏振学笑笑，道：“猜对是猜对了，但他的数据，是不可能出现的。”

“为什么？”

“他的实验基础有问题，应该有一个集体的偏移，所以，如果他真的做了实验，完整的做出来，会发现数据出了问题，仔细处理以后，就应该能发现集体偏移，接着，数据就能用了。结果他的数据里完全没有偏移，所以确定是造假了。”魏振学说的有点得意。

他说的轻松，但找出这样的数据问题，其实并不简单，要使用大量的计算，还有一点点运气才能发现。

尤其是不严谨的集体便宜，一些数据会有相当的迷惑性，说2468变成3579是集体向右偏移了1个位置，2378的判断就不好这样说了，当数据变的非常多非常复杂的时候——想想令人想吐的奥数题，就可以窥见部分的难度。

“我看看。”杨锐拿了魏振学的实验记录过来，一行行的查看。

找别人造假，如果发现自己的数据有问题，那就尴尬了。

在杨锐的要求下，魏振学的实验记录搞的非常完整。

这是个好习惯，当实验记录能够完整体现实验的时候，错误实验就与正确的实验一样变的有价值了。如果出了问题，就可以通过实验记录查找原因。

杨锐最初做科研狗的时候，很少注意这一点——科研狗不怎么需要脑子，也用不着通过实验记录去判断结论，它只要工作就行了。

但当杨锐进步到科研民工的时候，则渐渐发现了实验记录的好处。

在很多时候，两次实验的异同，或许就因为两瓶试剂来自不同的厂家，没有完整的实验记录，两次实验弄不好全白做了。

从魏振学的实验记录可以看出来，他的头几次实验偏差都很大，但是，偏差都集中在一定的区域。

接下来，魏振学据此又做了几次实验，确定了偏差值，从而确定了最终曲线。

相比李鑫的论文，魏振学的实验难度增加了，数据处理的难度也增加了数倍，而在计算以前，得到想要的结论的几率也降低了。

“确实是个懒货。”杨锐给出相似的评价。

“说句公道话，他的论文立项估计就花了不少时间，再跑经费等经费，然后确定目标，时间紧，钱紧，做不出我这样的结果也可能。”魏振学转瞬又进入自夸模式，道：“当然，要做出我这样的结果，水平不够也不行……”

“研究生的压力大是没错，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做了三篇论文，平均一篇也就是半年，要是做的不顺，或者经费不到位，确实可能做不完实验，不过，这不是造假的理由啊，他有一篇论文就够毕业了，追求三篇论文，然后用造假的手段完成？”杨锐摇摇头，说：“他就是盯着博士的目标去的。”

“也许吧。”

“行了，论文发表出去，再寄信给他的论文主编，让他们处理。”这不是学术争执，用不着在论文上写出造假来，魏振学照常发表他的论文，而发表了李鑫论文的期刊，自然会想办法解决问题，通常是撤回论文，并且通报单位。

李鑫的硕士学位也会因此而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