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级的要求，可就独立实验室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杨锐等达尔贝科参观结束，问道：“您觉得怎么样。”

“比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条件更好。”达尔贝科颇为满意道：“事实上，比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条件要好几倍。”

“香港华锐的投资更多，但离子通道实验室有政策优势。”杨锐稍作解释，道：“两边的实验室我都会利用起来的。”

达尔贝科原本就有意以研究中心的模式运作各国的测序工作，听了点头道：“就技术开发来说，你的实验室已经有资格承揽人体基因组计划的工作了……”

他思考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锐看在眼里，当：“我还有一篇论文，想请您看看。”

“哦？我很感兴趣。”达尔贝科了解了杨锐的想法，知道这是他的杀手锏了。

“稍等。”杨锐回到自己的实验台，从锁好的柜子里取出只有两页纸的文章，再交给达尔贝科。

达尔贝科接过来，看了个摘要，就表情凝重起来。

“癌症研究的转折——人体基因组的测定”是论文的题目，也是两页纸文章的核心。

达尔贝科看到“癌症”、“转折”和“人体基因组”出现在一起，整个人就已经激动起来。

80年代的美国人，是世界上顶幸福的族群。

他们远离了战争和核战争的威胁，经济极大的充裕，尚未意识到艾滋病的可怕，也未曾感受到恐怖分子的变态，唯一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或者说，最容易令美国人绝望的问题，就是癌症问题。

美国政府因此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依旧未能战胜癌症。

但民众对癌症的畏惧有增无减。

人体基因组这样的计划，如果就是研究些玄而又玄的基础科学，肯定是很难通过国会的。

但是将它和癌症联系到了一起，却令达尔贝科也不得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