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相关领域的大公司，做一些应用方面的工作就算不错了；坚持到名牌博士的研究员，大概能进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做一些应用工作。但最终，往往只有那些经过名牌实验室熏陶的实验狗，在蜕变成人以后，才具有在科技前沿做创新的基础。

这个过程听起来漫长，对普通人来说，或许确实如此，可实际上，大部分的科研精英的人生道路其实是很顺畅的。比如80年代的神级生物学家沃森，1947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时年19岁，3年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比正常人快了一倍都不止，而他1953年就与克里克完成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学说，并且发表在了《自然》上。

换言之，沃森同学19岁就已经大学毕业了，而在别的同学大学毕业的年纪，沃森同学已经博士毕业，去做实验狗了。而在25岁，也就是一般人硕士毕业的年纪，沃森同学已经将论文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只等着颁发诺贝尔奖了。

可以想见，当同龄人为高考sat********的时候，沃森同学肯定是不慌不忙的，当大学同学为读研还是工作踌躇不定时，沃森同学都不用考虑这种事，而当同事在实验室里拼命工作的时候，沃森同学实际上是战胜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实验室，富兰克林实验室，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实验室，才最终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更准确的说，沃森同学其实也没有真正成神，因为他并未完全战胜威尔金斯，而是与威尔金斯，以及自己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共享了诺贝尔奖。

在诺贝尔奖以下的普通科研世界里，理查德的科研之路也是蛮顺利的。大学以前的经历自不必说，他甚至没有遇到过竞争者，进入大学以后，理查德依旧是校园中的佼佼者，最终进入全球排名前10的加州大学任教，证明了理查德是生物科学界最顶尖的一撮人。

但是，在教授的位置上，理查德遇到了强烈的挑战。

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理查德的对手不再是同龄人，也不再是同学同事，更不会仅仅是一个实验室内的几条实验狗。理查德的对手，是全球各大高校，各大公司，各个研究机构的实验室。

而这些实验室，是不会满足于一篇小论文，一点小创新，一些个小机灵的。

就像是50年代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威尔金斯实验室，富兰克林实验室和鲍林实验室同时将目标瞄准dna结构一样。每个时代的一流实验室，乃至顶级实验室，都盯着那些科技前沿的重量级热点。

然而，有深度，有价值，有影响力的重量级热点，永远就只有那么些，它们就那样摆在桌子上，等着研究者去破译。

坐镇世界一流实验室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竞争，竞争和竞争。

理查德还不敢和顶级实验室竞争，可即使如此，理查德还是经常面对失败。

在一些竞争中，理查德是胜利者，但在另一些竞争中，理查德却是失败者。

理查德不是不能忍受失败，只是败给杨锐，一名第三世界大学的大一学生，理查德实在是难以承受。

不仅是他不能承受，加州大学和投资人也不能承受。

“我们站后面一点。”理查德躲在阴影处，大脑飞快的转动着，手里的铅笔，似乎随时准备记录下杨锐演讲中的纰漏。

杨锐的论文也许是严谨而自洽的，但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理查德不相信杨锐还能如此的严谨而自洽。

论文是可以写了再改，斟酌再三的，问答阶段的回答，就要全靠个人积累了。

别的不说，光是杨锐的年纪，就足够理查德鄙视了。

台上的杨锐也确实有一些紧张。

报告会从来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

所谓的机遇，就是一次成名的机会，尤其是这种有上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