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桢自始至终也没有说过，国子大学排斥儒生的话，反而是儒生一直在抵制国子大学。

因为他们将国子大学视作文法吏复辟的阵地。这勾起了他们记忆深处，曾经被文法吏支配的恐惧……

正如太子所言，西汉时，政府的官吏是分为文法吏和儒生两个泾渭分明的团体。

文法吏负责治国理政，儒生负责轨德立化。

在当时，前者无论人数和地位，都占据绝对优势。萧何曹参这些汉之名相，清一色都是文法吏出身。

而后者只是占据一些文翰礼仪方面的官职，譬如博士、文学侍从、太子舍人之类，无关紧要，地位低下。受尽文法吏的打压和排挤。

这种局面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得以扭转，随着儒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生的地位开始大大提升。

而且至圣先师的子弟，善于吸收学习，也开始学习文法律令，积极参与到治国理政中来了。

尽管东汉儒生仍有‘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的抱怨，但那也是因为其政治期望值较之西汉已大为提高。

在当时，儒生的上升通道已经完全畅通，那些兼有‘优事理乱’能力的‘通儒’，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单纯的文法吏拥有更优越的仕途前景。

最终儒生彻底压制了文法吏，将其打为吏员，令其永远沉沦下僚，再无上升通道。从此官吏殊途，判若云泥。

在儒教不遗余力打压和掩盖之下，知道文法吏昔日辉煌的人都不多了，官员们毫不羞耻的将吏员们的功劳据为己有……以至于绝大多数人，以为历朝历代都是靠儒生在治国，离了他们国家就无法运转一样。

当完成了对政治资源的彻底垄断，儒生们不可避免的怠惰起来，没有人愿意再辛苦学习治国理政的本领，反而将其视为俗务，不屑一顾。反正有卑鄙低贱的文吏来处理，何必被这些蝇营狗苟的俗务，玷污了自己高洁的思想？

于是通儒越来越少，耽于典籍、不谙政事的腐儒越来越多，他们也丝毫不以为耻，反而习以为常，反正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谁知却出了个不懂事却还较真的朱老板，非想用科举选拔出能治国理政的读书人。

这就像非要从一群狗里挑几只狼出来，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怎么可能挑的出？读书人是不学治国理政的，懂吗？

要是单独一个朱老板，也还好应付，毕竟他懂得不多，找不到症结所在。儒生们捱上几年，他没办法还是得捏着鼻子回来，跟儒教搭伙过日子。所以大家起先并不慌……

可偏偏又出了个朱老六，给朱元璋道破了儒教一直以来掩盖的真相——国家一直是靠吏员运转的，走马灯似的文官，不过是上传下达的监工。跟太监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旦勘破了儒教的障眼法，文官和士林在朱老板心里的分量大降，所以朱老板才会毅然决定支持老六，推行三项改革。

但朱老板也没有要动摇儒家正统地位的心思，那会动摇老朱家的统治根基。所以他想的是改造儒生，让他们重新成为掌握行政技能的通儒。

甚至老六口中的技术官僚，在朱元璋看来就是通儒的代名词，而不是什么学了经学的文法吏……

其实哪怕老六本人也知道，以儒生可怕的学习能力，一旦放下抵触，开始学习‘庶政’，未来国子大学还是他们的天下。

所以能体系化的培养出通儒来，他就谢天谢地了。根本不奢求什么文法吏重振雄风……各方面差距太大了，实在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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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让儒生不再抵制国子大学，踊跃成为大学生，学习行政能力，朱元璋当然求之不得了。

他反复寻思，让宋濂到国子大学任教，确实是一步妙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