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暹，元，荆州人。《大明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知潜江县，导扬风化，抚宁黎元，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割断如流。既去，民立碑颂德”。《大清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荆州人。至正中知潜江县，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岁饥，发粟赈济，多所全活。”

“郑文暹，至正间知潜江，公正廉明，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既去，民立碑颂之。耆儒安惟怀撰记。”顺着这条线探究，“至正间”，即元顺帝至正年间，《湖北文徵》均收录了元朝至正年间，潜江耆儒安惟怀受人之托撰写的《郑侯德政碑记》，碑文最后写道：“宣武李帅来请于予，愚辞不获。敢叙公之梗概，以备观风云者采择云。时至正七年”。这德政碑文是郑文暹离任时，潜江人民为其立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后，没能像清王朝那样很好地融入汉文化之中，并充分利用“汉人治汉”，从中央到地方，对汉人是不信任或排挤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县一级，县之长官有知县、县尹、达鲁花赤，也就是说一县有“二长”。

郑文暹任知县行政指挥权还要受制于达鲁花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知县要干成或干好一件事都是很难的。正是这种体制的先天不足，一统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间即进入元朝末年，当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的民众纷纷起义反元。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知县要干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这些事是很艰难的。而郑文暹不仅干成了事，还干得很出色，在他离任后，老百姓为其树碑立传，的确令人佩服。从“德政碑记”中，得知郑文暹为潜江民众，至少干了六件让“时人皆以为激”“去后思恩”的实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潜江地处长江、汉江夹角地带，是江汉平原的腹地，是历经千万年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旧县志载，潜江“频年汉水横溢，城郭田庐悉委巨浸”。洪水无常情，“十年淹九水”是旧时潜江民众饱受洪水之灾的真实写照。治水是旧时到潜任知县之长官最头痛的事。郑文暹上任时，碑文有如下记载：“公之下车，视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为任。尽心尽力，始终不倦”。他下车伊始，即亲率衙役实地踏勘堤防，制定修堤方案，亲自督导筑堤修防。同时，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结合的办法，一边组织民众整修江河堤防，一边“疏开沟渎以为民便”，民众积极参与治水工程，并使民众有“民不劳而功成”的喜悦感。“元至正七年，承务郎郑文暹疏筑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说，郑文暹在任潜江知县前是朝廷的承务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职散官，官职从八品。

第二件是开仓赈灾。旧时的潜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灾，有时甚至一年遭遇水旱两灾。郑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潜江遇特大旱灾，碑文记：“甲申之旱，年谷不登，民皆缺食。老赢仆壮者，四散流离涂炭，深可悯焉”。见此情景，郑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户，实地核查灾情，安抚民心，并呈报朝廷，要求开仓放粮。在朝廷准奏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他冒革职、领罪之风险，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数计”。碑文说：“斯公爱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于当世之公论”。

第三件是受审冤狱。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案件的侦破，以及侦、审、判严格分离的时代也还出现不少冤假错案。旧时，一县之令，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还要管案件的侦破、审理和判决，加之没有相应的技侦手段，很多案件的判决，全凭县令的推理或感觉，就是没有贪赃枉法之心，冤假错案也在所难免。郑文暹到任后，遭遇拦路的不少，他没有听之任之，或者简单认为-者皆刁民不予受理。他对多年堆积的案牍不辞辛劳，全部调出来重新审理。碑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