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江西泰和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一生见证了明朝的盛转衰，后因子致仕，不久忧虑而世，赠太师，谥文贞。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

在这场争夺皇太子之位的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此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

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首席顾命大臣。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