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贡，字廷实，因家居华泉附近，道号华泉子，历城人，着名诗人、文学家。以诗着称于弘治、正德年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称“弘正四杰”，后来又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合称为明代文学“前七子”。

边贡，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少年登科，名动朝野。初授太常博士，迁兵科给事中，明六科给事中掌钞发章疏，稽察违误，职权颇重。边贡任职期间，不避权贵，不计利害，上书弹劾贪冒军功、卑怯无能的监军太监和统兵将帅，上《言边患封事疏》。当时监军太监苗逵，为皇帝所宠信，镇军统帅是宗室保国公朱晖和右都御史史琳，边贡奏文疏直激切，闻者凛然，表现出他关心国事、直言敢谏的品格。

李梦阳任户部主事，何景明、徐祯卿及王九思、康海、王廷相也先后进士及第，在内阁各部供职，边贡与他们诗文往还，遂为诗友，世称“前七子”。自英宗之后，政治日趋腐败，阶级矛盾也日见深化，弘治以来，一些正直的朝臣想限制阉党，改革朝政，以挽救明王朝的衰颓之势。在文学上，则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力图改变萎弱的“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发起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天下学人翕然宗之。

嘉靖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与之相呼应，前扬后激，遂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经过“前后七子”的努力，终于取代“台阁体”而雄踞文坛。这一次文学复古运动，对于改变“台阁体”萎弱文风，清除八股文窒息文艺创作的恶劣影响，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其文学主张一味强调复古，便引导文学创作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造成摹拟剽窃、追求形似的恶劣影响。

边贡附骥于李梦阳，其前期诗歌自然也具有同样的错误倾向，集中摹拟之作，及祭陵诸诗，盖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四言古体摹拟《诗经》，以及“集杜句”、“集江淹句”等，都是些古色古香的杂货拌，毫无诗意可言，而于送别、游赏的诗作中则时见新意，有不少清丽隽秀之作。

边贡宦途得意，官至太常夺丞，而在弘治帝病逝之后，即位的正德帝却是一个不问朝政、日耽游乐的荒唐天子，朝政大权全由宦官刘瑾把持。边贡志操耿介，不善奉迎，遂被外放为河南卫辉知府，寻改授湖北荆州知府。在其升迁之际，骤被外放，使其锐意进取之心受到极大挫折，而且自此以后，他再未能返京任职，亦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

在朝廷，他目睹了朝政的腐败，赴任途中，他又看到在农民起义冲击下的明王朝破碎的统治局面，自京畿至荆襄，不堪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有刘六、刘七起义，四川及湖北有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的农民暴动，他深深感到明王朝统治的深重危机。作为明朝官吏，为镇压农民起义他拼死效力，作为一个诗人，他却与一般只知追逐利禄的封建官吏的感受不同。

忠事明室，而痛恨蛀蚀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污吏；仇视农民起义，而对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又有一定的同情，这二者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在他看来，农民的苦难，不是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及其赖以存在的封建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宦官弄权、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所造成的。因此，他在荆州任内，或驱车四境访察民情，或登山临水游览观赏，心情都是抑郁的。江边登高南眺，水天一碧的洞庭秋色，使他联想到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思及仕途坎坷，便欲作《怀湘赋》，以发抒积郁愤懑之情。泛舟江中，波险浪激的景象，又使他联系到朝政日非，烽火四起的险恶政局，便欲挂冠归乡，凭吊羊祜，倾诉景仰之意，造访鹿门山庞统隐居处，又有不胜惆怅之情。即题咏海棠的五首，虽咏物小什，在赞美海棠当秋盛开、与松为伴的品格之中，亦寄寓着诗人身世之慨。

边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