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北京还不叫北平，名字依然是北京。

民国初年的北京内外城的隔离制度基本消失不见，但里九外七皇城四的城门格局依然还在，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城区类别也基本定型。

民国初年的北京现代与传统的冲击非常强烈。

民国初年北京人口一直在增加，从190年的76万余人到192年的91万人，二十年时间增加了近一半。时，北京户籍人口占据总人口数量不到一半。男女比例失衡严重，在这个保守的老京城，进京务工的基本都是男性，一直要到192年才开始有女性进入社会工作。

民国初年的北京依然被人称作是首善之都，时人讲信用，重街坊邻里关系，水铺、米面铺皆可赊账，按月下账，或者一年三节结算，而商家不会担心有人赖账或者逃走。街坊领里互帮互助，常有帮穷会，每家每户按月凑钱办事，亦不会担心有人赖账。

民国初年的北京，外来人口众多，彼此都重同乡之情。北京城内各地会馆林立，外来人只需凭着一口乡音，就可在会馆内居住，并且求助同乡帮忙介绍工作。

民国初年的北京，各行各业都非常保守，行有行规，业有业法。不许外人轻易进入。就连剃头师傅都有门户传承，见面都得盘道，一旦发现对方没有门户传承，便作为呛行处理，轻则斥责一顿，重则没收经营工具以及当日的所有收入。

民国初年的北京，各行各业都有地域性，等闲不让外地人入行。比如井窝子送水、粪道收粪、绸缎庄八大祥、饭店八大堂八大楼，还有粮食店基本都是山东人在经营；酱油杂货铺、颜料店基本都是山西人在经营；著名的四大恒钱庄则是江浙人办的；茶庄基本都是安徽人办的；金店、古玩玉器的买卖都是广东人在做；剃头的多是直隶人；就连做佣人的老妈子也多是直隶省的三河县人，所以也有三河老妈子之说。

民国初年的北京，人人敬重文化，城内办有惜字会馆。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张，没人会去随意踩踏，或者挪作他用，惜字会馆会着人去捡拾字纸，或者收买废弃字纸，带回会馆内焚烧，不可能随意侮辱文字。只是在北平沦陷之后，惜字会馆便没有了，上街捡拾字纸的人再也见不到了。

民国初年的北京，平民百姓生活困顿。1922年，一个砖瓦匠大工一天的工钱74个铜元，折合银元37角；一个小工仅50个铜元罢了，折合成银元22角。而那时的玉米面却要4分一斤，一个大工一天的工钱不过9斤多玉米面罢了，一个小工更是只有不到7斤。而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可不仅仅纯吃玉米面就可以的。

随着20年代军阀混战，铜元贬值愈加厉害，物价疯涨严重，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那时所有工钱都是按照铜元结算的，一直到1924年经过工人不懈争取，才开始以银元结算。

民国初年的北京对文化人却是格外的优待，初小教员月薪24元，高小教员34元。大学教授月薪最高400元，最低也有300；助教月薪最高110，最低50元。而那时的北京，一家四口一年只需要100大洋就足够他们生活了。而一套小四合院，不过300大洋，仅仅只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而已。

民国初年的百姓生活困顿，纨绔子弟却还是极好斗鹰遛狗，玩鸟养虫，还是一副老顽主做派。尽管百姓生活困顿，可北京百姓却依然讲究。衣着不讲华贵，但讲整洁不破，就连一些只有一身衣服的穷人，都会穿着衣服让路边缝穷的人帮自己缝补破洞。

时，北京人出门必穿大褂，或是长袍马褂，短巾汗衫者被视作无礼，因为这是在屋里面才会穿的衣服。哪怕在屋内接待客人，也必穿大褂。男人出门带青缎或黑缎的瓜皮小帽，冬季防风戴将军盔。小孩子戴毛套帽。做苦力之人多戴毡帽。妇人梳发髻，姑娘梳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