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国之柱石。

这句话在松阳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陈衡也好，楚芒也罢，在他们抵达松阳县之前，绝然想不到，会有一帮人依靠商贾之力压制县令控制一县之地！

根据调查组得到的信息，松阳县的变化开始于兴国二年。

兴国二年，处州刺史病故，张泽琼接掌处州担任知州事，松阳令田文信调入州衙，刘士达外放出京接任松阳令。

张泽琼到任后，州衙出台了一项政令，要求州内各地全面改革过路税，由原先的价格判定改为路程和重量判定。

不过要先按照出界的最远路程预先交税，抵达目的地后凭借出发地公文及交税单据退税。

他的目的如何先不去探讨，单就效果来说，运输贩卖高价值商品更加划算。

在松阳的刘士达跟进迅速，他直接要求所有商队，在进入县界后必须主动找到县衙设立的关卡登记盖戳，之后每到一个村镇或者驿馆关卡都得盖戳。

每一次盖戳都会计算商队从上一个盖戳地到这一个盖戳地的时间是不是在正常区间，一旦超出，立刻重罚。发现一个戳都没有的，也是重罚。

其后看各处驿馆因此开发了一项“收费盖戳”的业务，又杀鸡儆猴罢免马鞍山驿驿长，提拔因伤退伍的戴宝生为新驿长，借机加强对各地驿馆的控制。

县里收入增加，上交州衙的税银自然变多，刘士达成了张泽琼眼前的红人。

不过他在松阳收拢权力的做法得罪了前任松阳令田文信。

刘士达贯彻既然得罪了那就得罪到底的思想，除了在松阳排挤田文信故旧，还联络州衙官吏针对田文信。

这一切在兴国三年年底达到顶峰，田文信在州衙几乎发不出声音，刘士达抓住机会推动罢免主簿吕胜军，田文信一点忙都帮不上。

等翻过年，刘士达开始规划城池改造，同时准备调动县内胥吏，免得他们在同一处待时间长了就耍小动作欺上瞒下。

这期间戴宝生因为不安，走关系拉来了豪商撑腰。

他本意是想靠这层关系来为刘县令增加政绩，同时表明他自己虽然离开了军队，可以往的关系还在，不是那种用完随便丢的角色。

没想到田文信得知此事，准确把握住戴宝生的心理状态，主动找过去以“为子孙计”的借口拉拢住戴宝生，以豪商为掩护联络在松阳及周边有名有势又与刘士达不是特别亲密的商贾。

处州的大商户少有与官吏没关系的，拉拢住他们，田文信在州衙的处境也就好很多。

于是，在兴国四年年初，刘士达的改造计划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松阳县波澜不惊地完成了变天的过程。

松阳县，成了一个商贾与县衙四官平起平坐的特殊地方。

仿佛一夜之间，刘士达就失去了张泽琼的信任。

对了，戴宝生找来的豪商，是飞鸽商行在两浙的主管。

得知这一点时，陈衡十分尴尬。

他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刘士达很是做了几件对百姓有益的事情，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后退一步，而且喜欢揽权。

这样一个官员，被陈衡家名下的商贾官商勾结压制住，怎能不叫陈衡尴尬？

几人商议之后，觉得直接去寻刘士达。

毕竟其中细节大都是他们的推测，想知道现实究竟是怎样，还得去问当事人。

另外就是实际接触一下，如果刘士达真如市井传闻中那般仁政爱民，说不得得帮一把。

……

松阳令刘士达坐在县衙书厅处理政务，不时喊来一名小吏谈话。

他虽然话语权大大降低，可说到底还是朝廷任命的县令，真要下定决心，不一定能成事，却能让其他人在松阳县成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