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贯忠这个人，是华夏政治语境下、传统儒家文化中，典型的大才。

少年时认为“学文救不了大宋”，便弃文学武，高中武状元，却在地方小军官上闲置数年，眼看大宋愈来愈堕落，便起了隐逸的心思，想要归隐山林田园。

王伦见他时，看似是被王伦所谓的口才说服，实际上是因为许贯忠的热血未冷，想要以有用之身改变这个世界。

那时候王伦想要为梁山寻找一个张良式的人物，不曾想许贯忠却是他的萧何。

新汉的格局制度，三省代表了三权分立，尚书省主管行政，尚书令便相当于秦汉时期三分之一权责的丞相，成为本朝的群相之首、百官之首。

王伦是共产主义信徒，但同时也是现实的，他无比热爱这个民族和文明，所以他只注重汉人以及愿意与汉人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诸异族百姓，民族主义的意味更加浓厚。

故而王伦对新汉这个政权的基本盘非常注重，也因此被人视为“内圣而外王”。

许贯忠则秉持着“天下大同”的儒家式光辉无私的理念，若从底层逻辑的内核而言，他与王伦并不是同一类人。

但两人的合作却一直非常默契而且愉快，因为他们的最终追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这个民族和国家更加伟大。

从梁山时代，王伦与许贯忠便无话不谈，有效的沟通总是能够消除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认知的差异以及猜忌、误会、怀疑的。

王伦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连教员的十分之一都学不到，他的民族自豪感太过于强烈，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在哪里，所以王伦从来都是谨慎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

一个不滥用权力的皇帝，一个不需要臣子过多劝谏就自我收敛的帝王，一个有道德底线同时手腕灵活的领袖，对于经历过赵佶在位时的荒唐时代的许多臣子而言，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对自己要侍奉的君主的期望。

权力总会使人异化，在这一点上，王伦起码守住了底线，同样地，许贯忠也坚守住了底线。

许贯忠是有几分隐士情节的，若说他没有为权力所动，那也不现实，因为权力太能腐化人了。

就好比新汉刚刚建立时，为了快速安抚天下，王伦不得不效仿黄巢，凡五品及以下的前宋官员皆留任，五品以上三品以下的前宋官员部分留任。

这对于新生的新汉政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历史的惯性下，新汉很容易被拉进到前宋本该有的进程当中持续堕落下去。

那时候许贯忠也犯过错，比如听信了一部分前宋留任官员的游说，跑来劝谏王伦纳赵佶的女儿为妃，好在他迅速反映了过来，看明白了这群人的险恶居心。

旧有的既得利益群体总是极端保守而且凶残的，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想要以血脉继承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永远流传下去，面对梁山这股新崛起的武装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腐化、拉他们下水，让他们变为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新汉对外战争不止，内部也在进行着一项注定了长期的没有止境的战争，那就是吏治改革。

故而新汉要改革教育、改革科举制度，为的就是迅速培养一批新式人才，来完成对旧有既得利益官僚阶层的取代和替换。

作为尚书令，许贯忠要操劳的事务太多，帝国的前进，他是王伦这个掌舵者的辅助人，是朝廷新政能够落实并且顺利推行的具体执行者，是各种利益集团矛盾的调和人，担子实在太重了。

相比之下，尚书省的职责要比中书省和门下省繁琐太多了。作为中书令的萧嘉穗负责本朝的立法，华夏的政治传统是外儒内法，而且前宋发达的市井文化、商业文化，促生了朝廷需要不断新增和完善各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