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病了怎么办？”

“等你们年纪大了怎么办？”

有些问题带着真诚的关切，有些则隐含着对“非主流”生活方式的质疑。许兮若和高槿之没有试图说服所有人，只是平静地分享他们在村里的具体生活：学习中心的孩子们如何跟着老人认字识药，巡护队如何保护雨林，合作社如何维系着公平缓慢的交易，议事会如何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他们讲玉婆的智慧，讲岩叔的担当，讲小梅织锦时的专注，讲阿强决定去大学深造时的眼神。

“我们不是在那里‘体验生活’，”许兮若对一位坚持认为他们“浪费学历”的长辈说，“我们是在参与构建一种可持续的、有根的生活。这种生活里，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己的关系是健康的。这比赚更多钱、住更大房子，更能让我们感到满足和有意义。”

高槿之则常常提到“社区”的概念：“在城市里，我们大多是原子化的个体。但在那拉村，我们是一个紧密联结的共同体。这种联结不是束缚，是支撑。你知道你的劳作和存在对别人有意义，也知道在你需要时，会有人伸出手。这种安全感，很难用物质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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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但他们渐渐发现，至少父母的态度在软化。母亲私下对许兮若说：“看你说话的样子，眼睛里有光。比两年前……踏实多了。就是太远了，妈舍不得，况且你父亲……本来就不是太赞成你嫁给高槿之。”

父亲则和高槿之喝了一次茶，长谈之后说：“你们想清楚了，能为自己选择负责，就行。哪天想回来了，家在这儿。”

原定的领结婚证那天，是个普通的周二。但因为一些小变故，最终结婚证没领成。

“高太太，别太难过，结婚证嘛，总要领到的。”高槿之轻声说道。

“知道了，高先生。”许兮若立马笑着回应。

他们决定将领结婚证的事先放一放，然后用剩余的时间做一些实际的事。许兮若去了几家专注乡村教育和文化保护的公益机构交流，收集了许多资料，也分享了那拉村的经验。高槿之则联系了几位从事生态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旧识，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他们还专门去了儿童书店和自然教育营地，为许兮若心中那个“那拉村孩子课程”的构想寻找灵感和资源。

这些奔走中，他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那拉村的独特性。许多乡村建设项目要么过度商业化，要么完全依赖外部资助，难以持续。而那拉村那种基于内生动力、尊重传统智慧、注重社区共识的模式，显得尤为珍贵。

离开南市前一夜，许兮若站在公寓阳台上，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和远处霓虹闪烁的楼宇。高槿之走到她身边。

“想回去了？”他问。

“嗯。”许兮若点头，“才发现，我已经不习惯这种……‘悬浮’的感觉了。脚下不是土地，窗外没有四季分明的树木，夜里听不到虫鸣。连星星都看不清楚。”

高槿之揽住她的肩膀：“玉婆给的定心草，我用得比你还多。每次觉得心烦气躁了，闻一闻，就好些。”

“我们真的选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许兮若靠着他，“但这次回来，我反而更坚定了。不是因为这里不好，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更想要的东西——那种扎根的感觉。”

第二天，他们带着几箱书籍、一些适合村里的教学用具和实验器材，以及父母塞满的、认为“乡下肯定缺”的各种干货零食，踏上了返程。

飞机再次穿越云层，当那片熟悉的、仿佛无边无际的绿色雨林出现在舷窗下方时，许兮若感到胸腔里那颗悬浮了许久的心，缓缓地、实实在在地落回了原位。

回到那拉村已是傍晚。车子刚在村口停下，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