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打眼，是你朋友不？姐，你是不是也要回来弄手续啊？到时候发达了可别忘了请客啊！”

卷头发。王莉。

所有的碎片，在这一刻，被这句无心之言串联起来，拼凑出一张完整而狰狞的图景。为什么极力劝离？为什么“恰好”拍到李伟和“卷发女”的照片？为什么关心我家老宅的“杂物”？为什么离婚后，李伟迅速“事业起色”，王莉“有了新项目”？

他们算计的，从来不只是我的婚姻。他们算计的，是我家即将到来的、我自己都未曾真正重视的拆迁利益。离婚，让我心神大乱，无暇他顾。而作为“挚友”和“前夫”，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身份，介入我家的“事务”，或者，在我这个合法继承人“自愿”或“疏忽”的情况下，做些什么……

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比离婚那天冰冷的冬雨更刺骨。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紧紧抱住自己，却止不住那从灵魂深处渗出的颤抖。原来，剥开“为你好”的糖衣，里面包裹的，是精心调配的、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毒药。而我，竟那样感恩戴德地吞了下去，还嫌不够甜。

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直到双腿麻木，手机屏幕暗了又亮。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张扭曲的、泪痕狼藉的脸。不，田颖，不能就这么算了。

恨意，像淬了冰的毒藤，在血管里疯长，缠绕住每一次心跳。但更强烈的，是一种冰冷的、近乎残酷的清醒。哭没有用，闹没有用。他们既然布了这么精密的局，就不会留下明显的把柄。那张婚纱照，能说明什么？旧情复燃？道德问题而已。拆迁的事，他们完全可以推说不知情，或者“好心帮忙”。

我需要证据。能真正钉死他们的证据。

我没有再试图联系李伟或王莉。默默地从宾馆搬出，用最快的速度，在远离原来生活圈的地方租了间短租公寓。然后，我向公司申请了年假，理由是家里有事。主管看了我憔悴的样子，没多问就批了。

我回了老家。没告诉爸妈真实原因，只说想他们了，回来住几天。妈妈摸着我的脸，眼圈红了：“瘦了，一个人……不容易吧？”我用力抱了抱她，把酸楚狠狠压回心底。爸爸手术后恢复得还行，但精神大不如前，见到我只是憨厚地笑，问我在外头好不好。

村里果然都在议论拆迁。堂弟说的那个数字，在村民口中传得沸沸扬扬，添油加醋。我家的老宅，位置不算最好，但临河，面积不小，折算下来，依然是一笔足以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巨款。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起细节，爸妈知道得也不确切，只说“是好事”，“等通知”。我注意到，他们脸上除了期盼，还有一丝隐隐的忧虑。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农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横财和闻风而动的各路人马，本能地感到不安。

我没去找村干部，而是避开人，去了老宅。院子久未打理，荒草蔓生，但屋舍依然结实。我里外转了一圈，最后，在堂屋堆放杂物的角落，一个蒙尘的老式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摸到了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打开，是厚厚的、已经有些受潮发脆的纸页——是爷爷当年手绘的宅基地边界详图，还有几张更老的、关于屋后那片小竹林归属的邻里协议。这些东西，恐怕连爸妈都忘了。我小心地把它们收好，心跳如鼓。这些未必是关键，但可能是棋盘上意想不到的边角。

回到城里，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开始梳理。婚纱照是情感的背叛，拆迁是利益的驱动。但要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并把那些“劝离”的亲戚们也拉出来，需要一根更清晰的线。我想起离婚前那段时间，王莉频繁提起的，她的“表哥”，在某个“相关单位”工作，能“打听内部消息”。当时只觉得她热心，现在想来，恐怕是试探，甚至是铺垫。

还有那些亲戚。李伟的姑妈，我的表婶，当初劝离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