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上，但还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土地问题，税制问题，贫富问题，监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运转机制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会都做不到，何况人治社会。

然而，作为帝国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对的话语权与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却还是需要有一定觉悟，一丝底线的。

而蜀中那些权贵，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无视小民之声，最终酿成剧变。

川蜀之乱，给西南的人口、经济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然而若透过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从长远来看，似乎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

至少，那难沸腾的民怨释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几十年的顽固积弊端，经过这么一番冲击，也跨倒了，为朝廷善后改革了一片空白与契机。

曾经肆无忌惮的勋贵、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来青面獠牙，至少要学着装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义举。

旁户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鱼肉的草芥，无节制的剥削行为开始得到控制，统治阶级学会反思，不敢再完全无视下民的声音

当然了，以统治阶级的尿性，这样的思考与悔悟，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

至少，从雍熙二年起，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蜀中的社会矛盾会处在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大汉帝国统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无法做到的。

而朝廷这边，开始把蜀乱的教训，印证着放到其余道府州县的纠谈匡正上。

但同样的，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饶地，把蜀乱的根本，归咎于“税改”上来，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改革，循旧制，蜀乱就不会发生。

而新税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与矛盾，已经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乱殷鉴在前，不可不慎

持这番论调者，他们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刘旸心知肚明，因此，给潘佑这个税改名臣一个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态。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问题啊什么，刘旸从雍熙元年秋冬就开始着手解决了，他执拗地认为，税改之弊，在于执行不力，在于监管不严。

他选择通过治吏、明法、济民来调节，在证明这一套失败前，他改革之心依旧坚定。

当然，刘旸也是没办法，比起可预想的税改失败造成的混乱，他宁肯咬咬牙坚持着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治国亦如治病，药也不能乱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诏，以开封府尹李沆为剑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书致仕的老臣刘廷翰被再度启用为剑南道都指挥使。同时召还招讨使杨延昭与护圣军，奉国军万余人仍驻成都，遣还关内、山南、湖广、京西诸道兵马，各有赏赐，由此，川蜀善后诸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南军政最核心的只有三个职位，布政使、都指挥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换了个遍。

徐士廉这个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后期之赵普，开宝前期之张雍的意思，这个二十多年前斗胆登闻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着又一桩宦海沉浮、际遇无常的戏码。

不得不说，过去几十年，朝廷虽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还是一点没亏待的。前有向训、赵匡胤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赵普、张雍这等贯穿整个开宝时代，在开宝政治活动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备重要历史地位的名臣。

他们都与川蜀、西南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如今，随着李沆与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历史政治舞台，似乎新的轮回又开始转动了

李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