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士廉一样，都还不满五十岁，但都曾为今上近臣，而与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际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顺得多，与徐士廉相比，就是纯纯人生赢家。

状元出身，两代皇帝看重，贤名远播，在朝卓尔不群，外放从郑州知州始，一路升迁至于京畿副使，开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迁的大槛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过硬的品干，否则，以世祖与今上之用人，轮不到李沆爬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壮年派”，又同为天子旧人，把他们放在剑南，也足表皇帝与朝廷对川蜀的重视之意。

至于刘廷翰任剑南都指挥使，还另兼西南五道巡检使，则是刘旸需要在军事上有一个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别的不提，刘廷翰资历威望是绰绰有余的，毕竟是担任过枢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汉军界，参与过乾祐北伐并立有赫赫战功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就连刘廷翰也是白发苍苍，愿意重新出来做事，都是皇帝诚心邀请的结果。

而年近七旬的刘廷翰，还害怕他会对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吗？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够让刘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挥使上官正，则以本职致仕，这还是念他在蜀乱之中平叛颇为卖力的情况下，否则，以他和王氏家族间紧密的交往关系，洛阳南市口那三百多颗人头中未必没有他.

当然，对于西南军政的调整远不止这三人三职，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刘旸，是决心要对西南进行一番大整治，大乱之后的恢复期，也实在了一个良好的操作环境。

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南军政的调整，折射到洛阳，呈现的则是朝堂上一场重大人事变革。

比如温国公向德明，以坚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琼成为新的兵部尚书，高琼则调任西北五道巡检使，检查西北边防情况。

向德明调任的背后，实则还另有隐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将之上调中枢是不利于剑南善后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剑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约束，尤其是严重干涉军事。

当然了，由于治世环境下地方主官具备的强大权威，各地一把手对于所在军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间的作为，还是过分触发条制，这在世祖皇帝时期可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即便事急从权，但事后真要追究起来，定个逾制乱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当然刘旸不是那种不体谅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剑南局势逐渐趋稳，立刻启动了人事调整，兵部尚书以及物质赏赐足以慰劳其功，同时一个“救急使君”成为向德明剑南之任的评价似乎也恰到好处了。另外，朝廷在蜀乱平定的议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为平定蜀乱的军事统帅杨延昭还朝之后，级别上升了一级，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嗯，前边提过，这实际上已是个虚职，掌权的是都虞侯。

这种明升暗贬的做法，或许有伤功臣之心，因此刘旸又给了大量钱财赏赐。也是杨延昭过于年轻，如今也才四十出头，刘旸也不可能弃用这个知根知底的将帅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卫副帅的位置上待两年，沉淀一番，自可承担更重的职权与责任。

接替杨延昭担任侍卫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挥使郭仪，至此，杨延昭、李继隆、郭仪这三个世祖皇帝钦点的“三英”，正式开始成为大汉军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杨业则顺势退居二线，挂着太师头衔，在府中含饴弄孙，今后人们就得称之为“杨太师”了。

而接替杨业的人，刘旸则选择让尚书右丞韩徽担任，允文允武，资历深厚的韩“橐相”，有足够的手腕与资历，同时，也是对赵匡义的一种制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