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中，只是很平凡普通的一年，最近一些年有所起色，也是因为沾了李皇后的光，一些子弟得以出仕要职。而这些人，能给刘继礼的助力，显然不够。

因此，聚拢在刘继礼身边的支持者们，除了东宫僚属与李氏家族外，只有一些坚持嫡长正统的保守派官僚们，而这一批人的成色，或许连康宗皇帝任太子时在朝廷中的支持者都不如。

毕竟，大义与正统，也需要足够的实力来支撑。作为太子太傅的刘昉，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是东宫支持者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的倒下，对刘继礼的影响，远比表面呈现的要深重得多。

当然，太子之事，最终还得看皇帝的决定，当今天子刘文济在这方面，显然拥有最终决定权。若提起刘文济在此事上的态度，至少在建隆八年，是绝对未做任何他想的。

对于自己的嫡长子，刘文济显然也是有特殊感情的，以其谦逊、端重、孝敬类己，同时也对刘继礼寄予了厚望，这一点从东宫的配置就能看出，一应人员安排，都很实在，不是勋贵之后，就是一时俊杰，辅以老成干才，让刘昉给其当太傅，就是对刘文济这种寄望最有力的诠释了。

即便在建隆八年，从一个皇帝的身份与权谋角度出发，刘文济也会坚决地维护太子的地位。一为江山社稷、帝位传承稳妥有序着想，这是一个帝王的使命，刘文济也具备这方面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杨氏家族已经是当朝第一显赫外戚，当年立杨氏为后，也是为了引杨氏为援，制衡不满勋贵。尊重、利用有之余，也不可能没有防备，已经给了杨氏无上尊荣，若是其子再成为太子，那这天下岂不成杨氏的了？

因此，刘继礼这个太子，越弱势，其地位就越稳固，同时，嫡长的身份，是他永远无法被推翻的优势，只要保持下去，未来还是可期的。

当然了，宫廷国家，制度完备，规矩森严，然而在这些条条框框之下，逾制乱法的人与事也是数不胜数，在没有定论之前，出现任何曲折都是可能的。

随着海陆之间宗藩交流的日益频繁，朝廷与各大封国的往来联系已成为帝国朝廷为政治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但实事求是地讲，南北封国以及王国之下的那些“公国”、“侯国”，只是围绕着中央帝国这颗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国想要持续发光发热，还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国事务，于帝国中枢而言，只是小节，根本永远在帝国内部，在政治政策，在亿万子民。

而有一说一，帝国朝廷自皇帝以下，其关注的重心永远在大汉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区）、数百州府、上千县镇，国家秩序之运转、权力之斗争、利益之分割，都是围绕着“传统”汉土而展开的。

从建隆八年开始，大汉帝国基本可以说来到了他最美好的时刻，最巅峰的状态，从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综合权衡，这是他最强盛的一个阶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这十年，如果从国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刘文济并没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国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瓶颈期，即便有封国的刺激，依旧很难有新的变化。

而为帝国定下基调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实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留给刘文济的，只是在既有框架体制之下，进行一些适宜的修改匡正，维持帝国的健康有序发展罢了。

这份维持，固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但在尺度与分寸的把握上，是极考验一个皇帝的成色与火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刘文济也正是以继承者与捍卫者的身份，用这种小火慢炖的办法，渐渐熬制出一个巅峰的帝国皇朝。

十年间，在治国上，刘文济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首先在人才选拔上，一大批优秀才俊，被发掘出来，并逐步走上帝国政治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