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这些都是在刘文济治国指导思想下冒头的才学之士，深深烙印着属于他的印记，是维护刘文济统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举蔡齐、晏殊、范仲淹等臣为开端，继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鲜血液进入大汉官场。

老一辈宰相李沆、吕蒙正等人期待的，属于文人（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在帝国建立八十年后，属于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第一次从场面上盖过了勋贵。

地方上，刘文济关于吏政学校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娄江学院就不说，三十年的时间下来，那已经是东南诸道司最主要的吏职人才来源，在娄江学院总院之外，于诸道道治城市还建立分校。

与此同时，刘文济又在长安、成都、长沙分别设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学校，模式如出一辙，将“专吏专才”的理念进一步推行下去。

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建隆时代的帝国官僚阶级，其整体素质是向上提升的，同时驭民能力与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同时，能走上高位的人，还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随着基础吏员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吏转官”这一条仕途路径，也在不知觉间，打通了许多关节，并不像过去那般困难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皇帝刘文济所倡导落实的吏政学校，并不可能太纯粹，其中贵族也好、庶族也罢，那些势力群体，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响力，上下对权力利益的争斗比拼，转移了一部分战场罢了。

这同样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没有权贵阶级的参与及支撑，所谓吏政学校，根本办不起来，也推广不管，就是刘文济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权贵”。

在吏政治学校于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花之时，坐落在京畿的帝国政法大学堂，毫无疑问是所有学校之魁，从中诞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的时候，刘文济的吏政学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这个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给了天下寒门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即便这条通道在不断狭窄化。

这个过程中，庶族官僚群体在壮大，学阀势力也在壮大，同时地域之间的歧视与党争也不可避免抬头。勋贵官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同样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头了，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张文蔚（张永德之孙）、李光辅（李筠曾孙）等，而他们凭借着祖辈的积累，迅速跻身高位。

文官选材越发热闹的同时，军事院校也在刘文济的推动下得到了极大发展，堪称是突破性。帝国的“中央军校”源远流长，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时期的奉宸营，但严格地进行专业分科，却是在建隆时期，即便只分了步兵、骑兵、辎重、工兵、炮兵五大类，这也是帝国军事历史上的一重大变革，这是里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东西京的两座“皇家军校”，在东南西北诸方的核心城市，附属的军事指挥院校，也同步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事学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国军队，剩下一半，名义上自社会上征募，但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军功贵族及将门子弟包圆了，若非刘文济划定了一个“10”的红线，有志从军的普通人家是很难通过军校这一条路实现出人头地的抱负，更遑论阶级跃升了。

比起文官系统，军事系统总归是天翻地覆的差别的，其封闭性、传统性与保守性是极其顽固的，在和平年代，这是个跟需拼资历与背景的地方，能力只是一个基础。

当然，一定程度上这也保证了帝国军队的稳定，方便朝廷掌控，虽然是与勋贵共掌其权。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一批庶族将领，在这十年内于军中抬头，比如种世衡、狄青，尤其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