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论贵粟疏》中，晁大夫所述与明朝末年的世情何其相似，跨越时光千百年，虽说各朝各代大多实行重农抑商之策，“士农工商”之说牢不可破，然而每当王朝末年，总免不了髀肉复生之景。

士者碌碌，领俸而流于表，商者耳目精通，囤货居奇，操持物价，所获之利皆巨。

此二者之家，男女都不用耕耘、蚕织，吃的必然是精美的饭食，穿的也少不了华美服饰，不用受农家之苦却对农家产物唾手可得，又因为财力雄厚，可四处结交，攀附权贵，力压府县之吏，再以利益勾结。

这便是晁大夫所说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上面这一套放到明末来看也是如此相像，只不过历史在发展到明末后，已然士商合流。历史就是一个循环圈，哪怕千百年前就有告诫在前，还有朱重八造反，这活生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实例在后，估计依旧止不住人心疯长的欲望。

以新港南北各地移民为例，他们也大多是破家之人，或逼迫，或自愿才来到此地，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其中若是有人骤然上位，手握权势或财富，依旧不能避免有人会化身恶龙，吃肉喝血，这难道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吗？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而关于善恶的问题，在儒学体系中，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罢，只有生存才是最真实的。

生存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如此，现在也从未改变，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有了一种错觉，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从远古人类时代起，最早的人类祖先们为了生存搏杀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后，走上了食物链的顶峰，从此地球上的一切都任其予取予夺，丛林法则也渐渐被包装改变，人类内部开始讲文明讲规则，表面上变得不那么残酷血腥。

但人类争夺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最早是为了生存，生啖血肉，像野兽一样撕咬搏杀，后来是为了利益，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而在文明规则的表面下，内里的血腥味和几万年前没有任何差异。

在17世纪的士绅们眼中，土地就是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哪怕郑氏纵横东南海域，每年能从海上获取巨万之利，郑芝龙也依旧被土地牢牢吸引在岸上，这足以说明原因。

古代，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战国中晚期时，一亩地产量约216斤粮食左右，到秦汉时期达到264斤，东晋南北朝时期亩产量不增反减，约为257斤，直到唐朝，农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随着李唐夺取天下，政治逐渐趋于稳定，冶铁业再度发展下，铁农具得到更有力的发展了推广，加上神器曲辕犁的出现，牛耕效率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水利方面改进了发明于隋朝的筒车，这一切都使得唐朝的平均亩产量增加为大约每亩334斤。

宋、元、明时期，农业方面从亩产量数据上看，改变不多，明朝平均亩产量为大约为346斤，其中明代江南地区水稻的亩产量大约为368斤。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仍沿袭宋元以来的格局。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

北方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日益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而小麦的种植规模因灌溉技术的提高，在北方粮食作物中逐渐占主要地位。但明末时期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