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局势，而后大量提拔名士，并且与公然反抗自己的袁绍，王匡等士族代表进行和解。

总的来说，早年间的董卓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普通的地方豪杰的形象，武勇过人，但其一旦得势便无法无天的个性逐渐暴露出来，最早察觉的或许是他的老上司张奂，后来的张温，以及提拔过董卓的袁氏应该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因为时局问题，始终没有有效抑制董卓，最终导致董卓上位。

而上位之后，董卓虽然短暂地表现出了政治头脑，但最终还是压抑不住自己爆棚的个人欲望，导致逐渐失去他仅有的一点人心。

甚至在决定迁都长安之后，董卓可能开启了破罐子破摔模式，完全放弃了所谓政治野心，开始发泄私欲，董卓有野心，有能力，具备成大事的很多条件，如善于结交，有头脑，狡猾等等，但最终权力膨胀之后，私欲也逐渐膨胀，其狭隘冲动，贪财好色，残忍弑杀的阴暗面开始显现，并完全占据了他正常的头脑，最终他也亡于自己的阴暗面。

当然此时，董卓还没有暴露的这么明显，他此时正处于危难之间，他任青州牧，这可不代表汉帝此时就信重他了，这是一个多方妥协的结果。

青州士族被屠杀，这对汉帝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而董卓也不能去的太快，不然等朝中的督邮来查，他恐怕就不好交代了。

督邮，督者监察，邮者遍历，督邮类似于皇帝的钦差，是皇帝的人，比如之前，董卓在河东太守第一年的时候，视察河东的督邮，曾拒绝董卓的钱财，这不能说督邮是个清官。

按照一般的路数，这个时候确实应该吹嘘督邮是个清官了。只是督邮拒贿，却是和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经过了李儒的仔细探查，董卓才理解了督邮拒贿的缘由，督邮执行的就是刘宏打击党徒的政治方针，而当时董卓和士族交好，河东士族昌盛，那么董卓就是被打击的党徒。

若不是李儒及时的交好十常侍，献上了大批的钱财，恐怕董卓这河东太守之位都做不好。

说到这里就要提一下党锢问题，皇权，并不是专制独裁横绝一世的，最起码大汉朝的皇权从来都不是这样。

大汉朝的皇权始终受制于政治形势，为君臣关系所限制，甚至如今大汉皇权衰落，因为之前连续多个小皇帝，外戚宦官接连争权，而士族则不断的壮大，皇权名存实亡。

到了现在，士族已经壮大到，皇帝只有通过外戚、宦官才能不稳定地从士族代表的朝臣手中夺取权力。

这一形势经过几任帝王的努力，如今已经有所转变，灵帝之前，桓帝时代已经通过党锢手段打击了官僚，建立了部分优势。

而为了巩固这一优势，汉灵帝开始尝试打着尊儒的旗号打破儒学家学垄断，比如公开儒家经典，并以多种取士方式尝试打破以儒学取士的传统，比如建立鸿都门学。

可是士族作为社会实力派的典型代表，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为了打破皇权的这一优势，朝臣放纵黄巾作乱，抓住黄巾大起义的有利时机，迫使汉灵帝解除党锢。

而无数被限制的士族，就是因为这个政治形势，在黄巾大起义期间，凭借军功入仕，这些人若是刘宏收拾完了黄巾，他们就是下一次党锢的针对目标。

从大汉朝廷角度来看党锢针对的目标，若说罪名，其实也仅仅语焉不详地说了句“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罪名也仅仅是“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然而即便如此，从这几句话来看，以卢植为首的士族代表，在黄巾之乱中的表现，就属于典型的“交结生徒，更相驱驰”。

更重要的是，因为刘宏的压制，卢植战场表现不佳，已经失势，这样，在权力博弈中，卢植势力属于各方都不会重点保护的派系，所以，卢植会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