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童玉君那边再没有沙延骁的消息，吴鸣锵和阿诚托人打听也打听不到。

桂儿一开始还热切的隔一段时间就问一下，后面知道他们为难，也渐渐的不问了。

但是她始终相信沙延骁肯定是平安无事的。他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只是爱人，也是唯一的亲人。

天气渐渐入秋，路上行人也穿得逐渐厚实了起来。新派的男士穿上了紧阔的呢子外套。女士穿着呢子大衣，传统老派一点的，富商与中产仍偏爱长衫、马褂，不过里头加了一层皮毛，依旧讲究熨帖整齐；但普通市民与劳工的衣着就没那么讲究了，街头的裁缝店生意冷淡，市民更愿意买旧衣翻新，而非添置新衣，甚至有码头工人用麻袋片稍加裁剪裹身，吴鸣锵说，店里之前接当的棉被，棉衣，现在好些人去赎走了。

本来天气渐冷，伙食的分量也慢慢增加，但阿诚抱怨政府开始对大米、食糖实行配额管制，每次购买要凭身份证明登记，还要排好长的队。

“幸亏锵哥自己有做大米生意，要不然我们这买的估计都不够吃，每个人配额太少了。”

“那可不，现在已经出现物资紧缺的端倪。英国本土受德军封锁，面粉、食糖、黄油等舶来品供应锐减，价格飞涨，再这样涨下去，我的大米可能在这边销路挣的钱比运回内地挣的一样多，到时候都不用运了，直接在这边卖了算了。”吴鸣锵笑着说。

桂儿偶尔在外面吃，也留意到中环的西餐厅虽仍在营业，但牛排、面包的分量悄悄缩水，黄油更是成了限量供应的奢侈品。街头的大排档、茶餐厅依旧人声鼎沸，云吞面、叉烧饭仍是招牌，但云吞里的肉馅越来越少，面条也掺了更多粗粮。

她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妙，这一切都感觉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而且新界的边境线上，英军与日军的巡逻队时常对峙，气氛紧张。日军的飞机偶尔会飞越香港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殖民政府不得不频繁组织防空演习，市民们在警报声中慌乱躲藏，心里的恐惧与日俱增。

虽然这些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港英当局严格管制反日言论与活动，查封了一些宣传抗日的报纸，禁止华人社团举行大规模的抗日集会。就连《醒民日报》都差点被查封，气的赵总编破口大骂，后面想办法花了大价钱贿赂上层人士，才终于躲过了一劫。

有甚者，因为日本的施压，英国甚至同意限制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物资援助，关闭了部分通往内地的物资通道，生怕成为日军进攻的借口，就连吴鸣锵的大米走私生意都受到了影响，没办法，他只好减少了走私的次数，从隔几天一条船的数量改为半个月两条，而且据说风险还是高了很多，利润大大降低了。

但殖民政府的妥协，并未换来安宁，日本在香港的间谍活动愈发猖獗，他们伪装成商人、游客，刺探英军的布防情报，绘制港口、军事要塞的地图，明目张胆到，就连路人走过都有恃无恐，这些事情虽然报纸上没有登载，但是民众早就传开了，但是大家都只是敢怒不敢言，据说这些人除了刺探情报，还成立了暗杀组织，既有日本人也有收买的汉奸，桂儿怀疑陈仲宇但是就和他们的暗杀组织有关，但是没有证据，吴鸣锵也再三警告桂儿不要以身犯险。

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并未完全停止，赛马会的赛事依旧举办，马场里人头攒动，西装革履的洋人、长衫马褂的华人富商举杯交谈，但话题不再是风月，而是欧洲战局、日军的动向,晚宴上的笑声变得勉强，不少人聊着聊着就会突然沉默，眼神里满是担忧。

只不过这些都不用富家小姐刘兰芳担忧，林佩珊退学之后，不知道怎么的，她成了班上有钱子弟小团体中心人物，她成天领着一帮男男女女的有钱子弟的同学,不是去看赛马，就是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