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侧缝。“在他爷爷奶奶那儿。村里。”他顿了顿，补充道，声音更哑了，“柳溪村。离这儿……两百多公里。”

一个遥远的、与我所在的繁华都市截然不同的地名。我想象不出具体的样子，但“村里”两个字，结合他此刻的神情和手中这份陈旧的协议，已经勾勒出某种沉重的、灰扑扑的背景。我忽然想起，似乎有几次月底核对加班餐补和临时交通费时，看到过行政部提交的名单里有张建军申请周末返家的长途汽车票报销，理由总是“家中有事”。当时只是一瞥而过，未作他想。

“孩子多大了？”我问，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和。这超出了我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主管的日常工作范畴，但他眼中的那团火，和那份沉甸甸的、带着时光灰尘的协议，让我无法简单地以“不清楚”或“找行政部门”来打发。

“十三了。过了年就十四。”提到儿子，他脸上的肌肉似乎抽搐了一下，那是一种混合着痛楚、思念和深深无力的复杂表情。“我……我没用。在城里挣得少，住得差，没法把他接来。本来想着，放在老家，有老人看着，上学也近……总比跟着我漂着强。”他猛地吸了一下鼻子，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但他死死忍着，额头的青筋都凸了出来，“可上次回去，我看见孩子身上……有伤。问他不说，问老头子老太太，支支吾吾，只说孩子皮，自己磕碰的。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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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胸膛起伏着。“我偷偷问隔壁邻居家的小孩，那孩子说……说磊子他爷喝多了酒，就……就拿柴火棍子抽他，嫌他吃饭多，嫌他写作业费电……”他说不下去了，别过头，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再转回来时，那眼神里的火苗烧得更旺，几乎有些骇人，“那是我儿子！我不能让他再在那儿待了！田主管，我知道您有见识，认识的人多，求您指条路，找个能帮我打官司、把儿子争回来的律师！多少钱……我慢慢攒，我拼了命也攒！”

茶水间外传来同事陆续醒来的窸窣声和说话声，但这方小天地里，空气依旧沉重得让人窒息。咖啡已经凉了，我把它放在台子上。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被生活压垮，却为了儿子强行挺直脊梁的男人，我心头五味杂陈。同情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审慎。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这种涉及异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的复杂情况。我见过太多法律也无力解决的现实泥沼。

“张师傅，”我斟酌着开口，“这个事情，你得有证据。孩子身上的伤，有照片吗？医院的诊断记录？邻居的证言，对方愿意正式作证吗？还有，你前妻那边……她现在的态度是怎样的？变更抚养权，需要证明对方抚养不利，或者你这边有明显更好的条件。你现在……”我没有说下去，但目光扫过他洗得发白的工装，意思已经很明显。

张建军眼中的火光黯淡了一瞬，但随即又倔强地燃起。“证据……我去找！照片我下次回去就拍！医院……我带磊子去验伤！他娘……”他提到前妻，语气复杂起来，混杂着怨怼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走了就没管过，头两年还寄点钱，后来听说又嫁了人，生了娃，就再没音信了。我知道我现在没条件，可……可我至少不会打他！我能天天看见他！我哪怕睡桥洞，也带着他！”

他的话语有些混乱，情绪激动。我知道，此刻再多的理性分析可能都显得苍白。或许，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名字，更是一个倾听的对象，一个在绝望中能抓住的、代表“城里”“体面”“可能有办法”的浮木。而我，不幸或者说有幸，成了这根浮木。

“这样吧，”我叹了口气，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角，写下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律所工作，主要接民事案子。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把情况详细跟